#权力及其逻辑
然而，合理性知识不是政治哲学的专业学术知识，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根据抽象的、合乎道德和逻辑的原则，严格、理性地对现有政治秩序的合法地位进行演绎是不重要的。合理性知识是关于如何发展和诠释包罗万象的政治表述的知识。 当然，这样的表述不是随意的虚构，不是暂时的说辞，也不是具有政治基础的传说，而是一种对社会世界的理解和对社会在世界中的定位，它基于共同的历史、共享价值和象征符号——“理解这个世界的共同方式［……］并建立在假设、判断、竞争、倾向和能力之上。”
权力行为体之间的争论不在于伟大民族的三个基本价值是不是表述法国人的指导原则，而在于这三个价值对于公民的日常政治意味着什么，通过何种政策可以得到最好的落实以及哪些行为体能够为这个庞大的国家表述提供最站得住脚的诠释。 所以，任何懂得如何利用这个表述（或其他国家的类似表述）的人都能够在规范框架内对政治事件有更好的理解并做出更适当的指示，从而在政治统治中展现全方位的合理性。
在成员中创造了归属感，包括对前几代人乃至逝去已久的祖先的认同。 共享的表述不仅讲述了社会起源、目的和发展，它还是一个互动故事，呼吁每一个成员参与其中。以这样的方式，人类成为更大整体一部分的需要得到了考虑，而更大整体的意义超越了个体的存在。这就解释了伟大政治表述所具有的强大动员能力以及合理性对维护政治稳定性的重要意义。显然，具体的参与和承诺取决于表述的本质及其演出方式和设计。范围从普通公民对法律和权威的服从到爱国者无条件为国家做出的牺牲。
法地位的不断质疑体现在，在政治影响范畴内，政治表述的具体化是最重要的领导权任务之一。因此，让我们来看看政治表述的来源。这样一来，能够明确四种基础，它们互有不同。第一个来源由不超过三代人的政治经历构成。这些世代群体所共享的经历和记忆是由关键事件或环境所决定的，要么是亲身经历的，要么是由目击者口头传播而重现的。我们有意宽泛地定义“政治经验”一词：这不仅指的是正式的政治程序，还包括具有相关象征意义的事件。只要这些事件不断地呈现在社会成员面前，并发挥其突出的论述作用，那么它们就是政治表述的重要资源。如果权力行为体想要将他们的表述扎根于日常政治话语和公民的实际现实中，他们可以且必须引用这些事件。若仅仅使用来自遥远过去的主题，那么该表述是冒着过时的风险的；它们会丧失约束功能，因为他们没有显示出与我们今天所处世界的关系。
另外，无法铭记历史的政治表述是不能保证延续性和论述连贯性的，而这是伟大表述的核心。这将我们带向第二个资源，整个政治社会的集体记忆和文化记忆。即使与之前提到的世代群体的亲身经历有所重叠，但是集体记忆的重点在于社会的过去，这是现如今活着的成员们没有直接经历的。大多数政治社会的历史是通过文学、艺术和建筑向其成员展示的，少数社会是通过照片、录音和电影。尽管如此，这些事件的“记忆”指的不是内心对个人主观经历的回忆，而是对过往证据的解释（见第二章第一节），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用麦金泰尔的话来说就是，这使得社会能够被看作统一了世代、跨越了世纪的项目，当今这个时代或者单纯所有活着的成员之和都不会耗尽其精华和价值。通过不断地对过往证据进行诠释从而使集体记忆保持鲜活，正是如此，才使得对文化传统、祖先的道德责任、历史愧疚感和历史成就的谈论变得可能。然而，正如文化学家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所注意到的那样，得到诠释的过去既不是仅仅为预测当下（权力）利益提供背景，也不是脱离现在的自治领域：“过去是一面镜子，我们透过它认识超出这一刻的自己，不断地形成我们所谓的自己的形象。这面镜子能够成倍地英雄化或反映一个人的形象，但也能突出负面且可耻的特征。尽管过去不具有独立的本体论地位，而是依赖于我们对它的忠诚，但这不仅仅是我们需求和倾向的因变量。它超出了个人和集体；既不能被垄断，也无法得到最终的评估。”
过去无法被垄断，需要不断地被重新评估并受到质疑，这一事实并没有损害集体记忆所具有的巨大潜在权力。历史记忆的爆发力是明确的，从在科索沃平原上进行的科索沃战役就可看出，这是塞尔维亚人的国家历史神话。在1389年6月28日，奥斯曼帝国苏丹穆拉德一世（Sultan Murat I）的军队在巴尔干地区行进至普里什蒂纳（Pristina）附近时，遇到了东正教的捍卫者塞尔维亚大公拉扎尔（Lazar）。在长期的会战中，两位首领都献出了生命，军队则互相毁灭。这样的军事僵持并未能改变奥斯曼帝国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征服了巴尔干地区的事实。这些都是毫无根据的事件，但传说从14世纪时就诞生了。失败的塞尔维亚战士们在战役后变成了黑鸟，以证明他们为捍卫基督教而做出的牺牲。塞尔维亚政治表述就此诞生，整个社会挺身而出，捍卫西方、反对东方，是敢于与强大敌人进行斗争的卫士。这一表述一直以来存在于科索沃，这里是塞尔维亚人民所谓的“腹地”。该表述在600多年后被南斯拉夫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Slobodan Milošević）占用，一方面，用于塑造被约瑟普·布罗兹·铁托的国家联盟所压迫的塞尔维亚独立民族的特殊地位；另一方面，为了掌握科索沃。米洛舍维奇的战略在中期内被证明是相当成功的。民族主义表述及其实际政治意义得到了同胞们的热烈响应。这是南斯拉夫解体的开端，也是塞尔维亚在欧洲东南部取得主导权的开端。其导致的长期影响众所周知：共和国之间的军事升级最后因北约迫使塞尔维亚投降、科索沃独立而结束。将科索沃神话作为造成南斯拉夫战争一系列原因的开端是错误的；该理解对于这样一个多原因导致的冲突情形是不合适的。但是，这一插曲清楚地说明了如果被聪明地用于政治，那么集体记忆将是一种有效的破坏性催化剂。
然而，合理性知识不是政治哲学的专业学术知识，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根据抽象的、合乎道德和逻辑的原则，严格、理性地对现有政治秩序的合法地位进行演绎是不重要的。合理性知识是关于如何发展和诠释包罗万象的政治表述的知识。 当然，这样的表述不是随意的虚构，不是暂时的说辞，也不是具有政治基础的传说，而是一种对社会世界的理解和对社会在世界中的定位，它基于共同的历史、共享价值和象征符号——“理解这个世界的共同方式［……］并建立在假设、判断、竞争、倾向和能力之上。”
权力行为体之间的争论不在于伟大民族的三个基本价值是不是表述法国人的指导原则，而在于这三个价值对于公民的日常政治意味着什么，通过何种政策可以得到最好的落实以及哪些行为体能够为这个庞大的国家表述提供最站得住脚的诠释。 所以，任何懂得如何利用这个表述（或其他国家的类似表述）的人都能够在规范框架内对政治事件有更好的理解并做出更适当的指示，从而在政治统治中展现全方位的合理性。
在成员中创造了归属感，包括对前几代人乃至逝去已久的祖先的认同。 共享的表述不仅讲述了社会起源、目的和发展，它还是一个互动故事，呼吁每一个成员参与其中。以这样的方式，人类成为更大整体一部分的需要得到了考虑，而更大整体的意义超越了个体的存在。这就解释了伟大政治表述所具有的强大动员能力以及合理性对维护政治稳定性的重要意义。显然，具体的参与和承诺取决于表述的本质及其演出方式和设计。范围从普通公民对法律和权威的服从到爱国者无条件为国家做出的牺牲。
法地位的不断质疑体现在，在政治影响范畴内，政治表述的具体化是最重要的领导权任务之一。因此，让我们来看看政治表述的来源。这样一来，能够明确四种基础，它们互有不同。第一个来源由不超过三代人的政治经历构成。这些世代群体所共享的经历和记忆是由关键事件或环境所决定的，要么是亲身经历的，要么是由目击者口头传播而重现的。我们有意宽泛地定义“政治经验”一词：这不仅指的是正式的政治程序，还包括具有相关象征意义的事件。只要这些事件不断地呈现在社会成员面前，并发挥其突出的论述作用，那么它们就是政治表述的重要资源。如果权力行为体想要将他们的表述扎根于日常政治话语和公民的实际现实中，他们可以且必须引用这些事件。若仅仅使用来自遥远过去的主题，那么该表述是冒着过时的风险的；它们会丧失约束功能，因为他们没有显示出与我们今天所处世界的关系。
另外，无法铭记历史的政治表述是不能保证延续性和论述连贯性的，而这是伟大表述的核心。这将我们带向第二个资源，整个政治社会的集体记忆和文化记忆。即使与之前提到的世代群体的亲身经历有所重叠，但是集体记忆的重点在于社会的过去，这是现如今活着的成员们没有直接经历的。大多数政治社会的历史是通过文学、艺术和建筑向其成员展示的，少数社会是通过照片、录音和电影。尽管如此，这些事件的“记忆”指的不是内心对个人主观经历的回忆，而是对过往证据的解释（见第二章第一节），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用麦金泰尔的话来说就是，这使得社会能够被看作统一了世代、跨越了世纪的项目，当今这个时代或者单纯所有活着的成员之和都不会耗尽其精华和价值。通过不断地对过往证据进行诠释从而使集体记忆保持鲜活，正是如此，才使得对文化传统、祖先的道德责任、历史愧疚感和历史成就的谈论变得可能。然而，正如文化学家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所注意到的那样，得到诠释的过去既不是仅仅为预测当下（权力）利益提供背景，也不是脱离现在的自治领域：“过去是一面镜子，我们透过它认识超出这一刻的自己，不断地形成我们所谓的自己的形象。这面镜子能够成倍地英雄化或反映一个人的形象，但也能突出负面且可耻的特征。尽管过去不具有独立的本体论地位，而是依赖于我们对它的忠诚，但这不仅仅是我们需求和倾向的因变量。它超出了个人和集体；既不能被垄断，也无法得到最终的评估。”
过去无法被垄断，需要不断地被重新评估并受到质疑，这一事实并没有损害集体记忆所具有的巨大潜在权力。历史记忆的爆发力是明确的，从在科索沃平原上进行的科索沃战役就可看出，这是塞尔维亚人的国家历史神话。在1389年6月28日，奥斯曼帝国苏丹穆拉德一世（Sultan Murat I）的军队在巴尔干地区行进至普里什蒂纳（Pristina）附近时，遇到了东正教的捍卫者塞尔维亚大公拉扎尔（Lazar）。在长期的会战中，两位首领都献出了生命，军队则互相毁灭。这样的军事僵持并未能改变奥斯曼帝国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征服了巴尔干地区的事实。这些都是毫无根据的事件，但传说从14世纪时就诞生了。失败的塞尔维亚战士们在战役后变成了黑鸟，以证明他们为捍卫基督教而做出的牺牲。塞尔维亚政治表述就此诞生，整个社会挺身而出，捍卫西方、反对东方，是敢于与强大敌人进行斗争的卫士。这一表述一直以来存在于科索沃，这里是塞尔维亚人民所谓的“腹地”。该表述在600多年后被南斯拉夫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Slobodan Milošević）占用，一方面，用于塑造被约瑟普·布罗兹·铁托的国家联盟所压迫的塞尔维亚独立民族的特殊地位；另一方面，为了掌握科索沃。米洛舍维奇的战略在中期内被证明是相当成功的。民族主义表述及其实际政治意义得到了同胞们的热烈响应。这是南斯拉夫解体的开端，也是塞尔维亚在欧洲东南部取得主导权的开端。其导致的长期影响众所周知：共和国之间的军事升级最后因北约迫使塞尔维亚投降、科索沃独立而结束。将科索沃神话作为造成南斯拉夫战争一系列原因的开端是错误的；该理解对于这样一个多原因导致的冲突情形是不合适的。但是，这一插曲清楚地说明了如果被聪明地用于政治，那么集体记忆将是一种有效的破坏性催化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