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及其逻辑
阶段（2）竞技场分析、利益相关者识别和议题识别（Arena Analysis，Stakeholder Identification and Topic Identification）。
第二阶段回答的问题是：你的处境如何？权力行为体身处政治行动领域内的精确地图成为重点，这份地图描绘了立法和行政框架的状况，来自政治、行政、商业和公民社会并影响媒体辩论和政治的行为体或利益相关者，以及散乱无章的主题和议题。在此阶段内，经过筛选和按照优先排序的信息被提炼成一张三维的政治图片，客户们在其中得到准确的定位。竞技场分析、利益相关者识别和议题识别是这个阶段的三项核心职能，互为依赖、互为补充。
“竞技场分析”一词常常被用来形容对社会政治行为体所处的环境所进行的各式各样的调查。 我们更具体地使用这个概念。首先，它描绘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则，如法律、治理细则和法令等，还叙述了国家层面和超国家层面的程序规则，这些定义了行为体在具体政策领域中的活动范围。其次，竞技场分析涵盖了相关的国际协定、惯例和公约，例如《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或世卫组织的《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最后，它还描述了自发性标准和惯例，例如，欧洲标准化委员会（CEN）制定的信息技术标准、德国工业标准（DIN）以及美国国家标准协会制定的引证归并标准（incorporated by reference）。这三方面决定了单一竞技场内正式的规则和决策体系的参数。因此，虽然只适用于特定的政治领域，但也相当于是整个政治体系的逻辑（。
于是，例如，当竞技场分析应用于美国国家野生动物联合会（NWF）、公益自然（NatureServe）等广泛关注自然和环境保护的组织时，它将会描述联邦自然保护领域中最重要的规范（从农林业规范到规划核准的程序标准），涉及可再生能源的条例，以及化学品立法、污染控制和废物管理的规定。然后，对相应的立法职责和决策规定进行修改和改革的信息对此形成补充。因此，通过对规则、规范、标准等所有政策相关领域进行提炼，这里的相关领域指的是环境、农业、能源和基础设施政策，一份强大的竞技场分析是将客户所有的利益和活动融为一体，呈现在一张政治地图中。
与在监控后才进行过滤情报并对其排序不同，利益相关者识别不是在竞技场分析之后进行，而是同时进行。就本质而言，识别利益相关者指的是列出包括组织和个人在内的所有相关行为体，这些行为体与竞技场内的客户的切实利益相关，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竞技场内的政治。用权力博弈模型的话语来说，这包括所有与行为体所处位置相关的局面组合。对位置分析来说，了解这些行为体与了解竞技场内的规则和决策体系同样重要：他们既是事实或潜在盟友和敌方的一员，也是中立的决策者。他们是权力行为体必须要以有效的沟通战略进行说服的组织和个人，也因独有的卖点而必须与这些行为体区分开来。然而，仅仅识别出利益相关者不包括对他们的战略潜力和目标进行分析，这是第三阶段的目标：分析利益相关者。
利益相关者可以被分为以下几个种类：国家行为体（政府官员、议员、联邦机构等）、协会及其他被公共法律所管辖的机构（专业自治政府、教堂、贸易联盟等）、非政府组织、非营利性协会和基金会，还有企业。竞技场内的权力行为体根据其目标大致被归入不同类别。例如，面对广告禁令或者额外增加的纳税时，烈酒生产商希望提高其政治地位，这涉及诸多来自成瘾和健康政策领域、主要的专业协会和具有强大资金支持的相关利益者。在美国政府层面，联邦食品和药品机构，烟酒、枪械及爆炸品管理局（Bureau of Alcohol，Tobacco，Firearms and Explosives）以及国会委员会等都是相关者。在协会和企业层面，医疗协会、健康保险甚至是酿酒协会都与之相关。在非营利实体类别之中有与成瘾议题相关的组织，私营部门中的啤酒和烈酒厂商也值得关注。
议题识别是第二个分析阶段的最后一项要素。这旨在识别那些能够在竞技场内主导政治话语或在未来能够塑造政治表述的议题和相应的理由。针对这些议题的讨论或争论在政治科学和政治权力咨询中也被称为政策问题。政策问题既可以加速根本性法律改革，也可以引发不同团体间旷日持久的斗争和封锁，还可以煽动支持或反对权力行为体的舆论。如此种种组成了一整套政治内涵，如果想要成功地参与政治塑造，那么就需要每一位竞技场行为体选取立场。这些政策问题高度对应每一个政策领域。例如，对于数字政策领域来说，关键议题包括网络安全和数据保护、电子政务和电子学习等。
对于顾问而言，需要了解竞技场的政策问题出于三项考虑。第一，政策问题决定了他们诉求自我利益的范围。如果他们的目标与主导性关键问题无关，或者不能成为相关问题的解决方案，那么顾问们则冒着既无法接触到决策者，也无法深入平民百姓的风险。第二，鉴于政策问题所具有的潜在调动能力和高关注度，它们是竞技场内主要的机会因子，也是风险因子。因此，自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对食物越来越重视，例如可持续性、公平贸易等日常对食物的讨论已经成为雀巢（Nestlé）、通用磨坊（General Mills）等全球食品企业面临的主要战略挑战。第三，议题识别构成了权力行为体定义他们独有卖点（unique selling point，USP）的基础。例如，权力行为体独有的政治卖点可能是为政策问题提供创新且合理解决方式的能力，或是作为可信赖的组织，区别于其竞争者，长期支持某些核心问题）。在21世纪初期，为应对德国社会体系和人力市场的挑战，德国社会民主党（SPD）是唯一一个提出可信赖的改革概念的政党，即“2010议程”（Agenda 2010），这也成为格哈德·施罗德（Gerhard Schröder）执政时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独有卖点。伯尼·桑德斯是2015年美国总统的强有力竞争者，他的独有卖点则是“需要一些钱”。这使得他在主流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中脱颖而出，这些党派常常支持美国大学收取高昂的学费。天主教堂作为权力行为主体，在涉及道德政治议题时，所展现出的无与伦比的组织稳定性以及价值和信仰的永恒性是其独特之处。从根本上而言，独有卖点由两方面决定，一是政治竞技场的核心主题，二是权力行为体独有的战略优势和不足。只有当位置分析融合了两方面后，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独有卖点。
竞技场分析、利益相关者识别和议题识别是政治巩固第二阶段的核心要素，在政治竞技场地图中，它们确保了所有相关信息得到分类和系统化。这是权力行为体对位置的战略性进行概率分析的基础，接下来将进入第三阶段。
阶段（2）竞技场分析、利益相关者识别和议题识别（Arena Analysis，Stakeholder Identification and Topic Identification）。
第二阶段回答的问题是：你的处境如何？权力行为体身处政治行动领域内的精确地图成为重点，这份地图描绘了立法和行政框架的状况，来自政治、行政、商业和公民社会并影响媒体辩论和政治的行为体或利益相关者，以及散乱无章的主题和议题。在此阶段内，经过筛选和按照优先排序的信息被提炼成一张三维的政治图片，客户们在其中得到准确的定位。竞技场分析、利益相关者识别和议题识别是这个阶段的三项核心职能，互为依赖、互为补充。
“竞技场分析”一词常常被用来形容对社会政治行为体所处的环境所进行的各式各样的调查。 我们更具体地使用这个概念。首先，它描绘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则，如法律、治理细则和法令等，还叙述了国家层面和超国家层面的程序规则，这些定义了行为体在具体政策领域中的活动范围。其次，竞技场分析涵盖了相关的国际协定、惯例和公约，例如《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或世卫组织的《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最后，它还描述了自发性标准和惯例，例如，欧洲标准化委员会（CEN）制定的信息技术标准、德国工业标准（DIN）以及美国国家标准协会制定的引证归并标准（incorporated by reference）。这三方面决定了单一竞技场内正式的规则和决策体系的参数。因此，虽然只适用于特定的政治领域，但也相当于是整个政治体系的逻辑（。
于是，例如，当竞技场分析应用于美国国家野生动物联合会（NWF）、公益自然（NatureServe）等广泛关注自然和环境保护的组织时，它将会描述联邦自然保护领域中最重要的规范（从农林业规范到规划核准的程序标准），涉及可再生能源的条例，以及化学品立法、污染控制和废物管理的规定。然后，对相应的立法职责和决策规定进行修改和改革的信息对此形成补充。因此，通过对规则、规范、标准等所有政策相关领域进行提炼，这里的相关领域指的是环境、农业、能源和基础设施政策，一份强大的竞技场分析是将客户所有的利益和活动融为一体，呈现在一张政治地图中。
与在监控后才进行过滤情报并对其排序不同，利益相关者识别不是在竞技场分析之后进行，而是同时进行。就本质而言，识别利益相关者指的是列出包括组织和个人在内的所有相关行为体，这些行为体与竞技场内的客户的切实利益相关，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竞技场内的政治。用权力博弈模型的话语来说，这包括所有与行为体所处位置相关的局面组合。对位置分析来说，了解这些行为体与了解竞技场内的规则和决策体系同样重要：他们既是事实或潜在盟友和敌方的一员，也是中立的决策者。他们是权力行为体必须要以有效的沟通战略进行说服的组织和个人，也因独有的卖点而必须与这些行为体区分开来。然而，仅仅识别出利益相关者不包括对他们的战略潜力和目标进行分析，这是第三阶段的目标：分析利益相关者。
利益相关者可以被分为以下几个种类：国家行为体（政府官员、议员、联邦机构等）、协会及其他被公共法律所管辖的机构（专业自治政府、教堂、贸易联盟等）、非政府组织、非营利性协会和基金会，还有企业。竞技场内的权力行为体根据其目标大致被归入不同类别。例如，面对广告禁令或者额外增加的纳税时，烈酒生产商希望提高其政治地位，这涉及诸多来自成瘾和健康政策领域、主要的专业协会和具有强大资金支持的相关利益者。在美国政府层面，联邦食品和药品机构，烟酒、枪械及爆炸品管理局（Bureau of Alcohol，Tobacco，Firearms and Explosives）以及国会委员会等都是相关者。在协会和企业层面，医疗协会、健康保险甚至是酿酒协会都与之相关。在非营利实体类别之中有与成瘾议题相关的组织，私营部门中的啤酒和烈酒厂商也值得关注。
议题识别是第二个分析阶段的最后一项要素。这旨在识别那些能够在竞技场内主导政治话语或在未来能够塑造政治表述的议题和相应的理由。针对这些议题的讨论或争论在政治科学和政治权力咨询中也被称为政策问题。政策问题既可以加速根本性法律改革，也可以引发不同团体间旷日持久的斗争和封锁，还可以煽动支持或反对权力行为体的舆论。如此种种组成了一整套政治内涵，如果想要成功地参与政治塑造，那么就需要每一位竞技场行为体选取立场。这些政策问题高度对应每一个政策领域。例如，对于数字政策领域来说，关键议题包括网络安全和数据保护、电子政务和电子学习等。
对于顾问而言，需要了解竞技场的政策问题出于三项考虑。第一，政策问题决定了他们诉求自我利益的范围。如果他们的目标与主导性关键问题无关，或者不能成为相关问题的解决方案，那么顾问们则冒着既无法接触到决策者，也无法深入平民百姓的风险。第二，鉴于政策问题所具有的潜在调动能力和高关注度，它们是竞技场内主要的机会因子，也是风险因子。因此，自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对食物越来越重视，例如可持续性、公平贸易等日常对食物的讨论已经成为雀巢（Nestlé）、通用磨坊（General Mills）等全球食品企业面临的主要战略挑战。第三，议题识别构成了权力行为体定义他们独有卖点（unique selling point，USP）的基础。例如，权力行为体独有的政治卖点可能是为政策问题提供创新且合理解决方式的能力，或是作为可信赖的组织，区别于其竞争者，长期支持某些核心问题）。在21世纪初期，为应对德国社会体系和人力市场的挑战，德国社会民主党（SPD）是唯一一个提出可信赖的改革概念的政党，即“2010议程”（Agenda 2010），这也成为格哈德·施罗德（Gerhard Schröder）执政时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独有卖点。伯尼·桑德斯是2015年美国总统的强有力竞争者，他的独有卖点则是“需要一些钱”。这使得他在主流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中脱颖而出，这些党派常常支持美国大学收取高昂的学费。天主教堂作为权力行为主体，在涉及道德政治议题时，所展现出的无与伦比的组织稳定性以及价值和信仰的永恒性是其独特之处。从根本上而言，独有卖点由两方面决定，一是政治竞技场的核心主题，二是权力行为体独有的战略优势和不足。只有当位置分析融合了两方面后，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独有卖点。
竞技场分析、利益相关者识别和议题识别是政治巩固第二阶段的核心要素，在政治竞技场地图中，它们确保了所有相关信息得到分类和系统化。这是权力行为体对位置的战略性进行概率分析的基础，接下来将进入第三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