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通神信仰完全渗透了江南地区，证明货币和市场对个人心理和家庭经济造成了明显冲击。明代晚期的江南经济十分强健，但也很不稳定。而面对货币经济的崛起，社会和经济机制的调整十分缓慢。国家和市场无力稳定货币体系这一事实便能充分说明这种滞后性的存在。在16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中国从新世界和日本进口了大量白银，这些白银满足了商业扩张的需要，启动了一轮长期增长的周期。与此同时，白银的大量涌入使国内的货币体系遭受严重破坏，而支撑这种体系的是铜钱与银锭间兑换率方面的脆弱平衡。
实际上，早在外国白银流入中国之前，白银就因铜钱的缺乏而成了货币价值事实上的主要标准。早在16世纪初，明廷就已经开始提升铜钱产量，希望以此重新控制货币供给。然而在整个16世纪，中国都面临着严重的钱荒。除了两京和经济发达的大运河沿岸地区，铜币在其他地方都几乎停止了流通。对钱币的需求导致了私铸伪币的行为，这反过来又使官府维持铜币面值的努力受到挫败，法定货币最终因此严重贬值。16世纪下半叶，无论在市场还是国家财政方面，因进口而储量大增的白银都取代了铜钱的多数功能。然而，未被铸成钱币的银锭是一种原始的且实际上退化的货币形式。它的货币价值完全取决于它的固有价值，而想要确定这种固有价值就必须先对它的重量和纯度进行效率低下的测量。白银的广泛使用促进了商业增长，但也加深了经济交换的不稳定性。
在城市经济中铜钱依然存在，因为日常的小额交易需要更加便捷的支付手段。然而正如官员们悲伤地承认的，这些铜钱实际上都是私钱。在明朝统治的最后一百年间，掌管财政的官员在保守政策和扩张性政策间摇摆不定。官府任何试图控制货币供给的努力，都会促使商贾、钱商和普通市民为保护自己的收入采取新的对策。私钱铸造在整个17世纪上半叶都相当猖獗，迫使官府开始发行品质更劣的铜钱，引发了货币贬值和通货膨胀。任性的国家货币政策还导致江南城市中暴乱与骚动频发。在许多平民眼中，实体形态的金钱——无论白银还是铜币——是邪恶且反复无常的，而这种特质又被人们归因于决定财运的财神本身的任性。
因此，经济交换的新形式激发的更多是恐惧与不安，而不是乐观的情绪和更高的期望。货币经济的快速发展推进了城市化的进程，而可以帮助农村移民更好地融入陌生城市环境的社会制度，或是可以保护他们不受货币经济波动伤害的社会制度，却未能同时形成。行会组织还处于初期发展阶段；罗威廉（William Rowe）笔下的那些社会团体，也就是那些在19世纪的汉口推动市民意识发展的团体，在明朝晚期的城市中还没有开始发挥显著作用。因此，因货币经济的初期发展而出现的财富观毫不出人意料地认为，分配金钱的是无常的邪力。
实际上，早在外国白银流入中国之前，白银就因铜钱的缺乏而成了货币价值事实上的主要标准。早在16世纪初，明廷就已经开始提升铜钱产量，希望以此重新控制货币供给。然而在整个16世纪，中国都面临着严重的钱荒。除了两京和经济发达的大运河沿岸地区，铜币在其他地方都几乎停止了流通。对钱币的需求导致了私铸伪币的行为，这反过来又使官府维持铜币面值的努力受到挫败，法定货币最终因此严重贬值。16世纪下半叶，无论在市场还是国家财政方面，因进口而储量大增的白银都取代了铜钱的多数功能。然而，未被铸成钱币的银锭是一种原始的且实际上退化的货币形式。它的货币价值完全取决于它的固有价值，而想要确定这种固有价值就必须先对它的重量和纯度进行效率低下的测量。白银的广泛使用促进了商业增长，但也加深了经济交换的不稳定性。
在城市经济中铜钱依然存在，因为日常的小额交易需要更加便捷的支付手段。然而正如官员们悲伤地承认的，这些铜钱实际上都是私钱。在明朝统治的最后一百年间，掌管财政的官员在保守政策和扩张性政策间摇摆不定。官府任何试图控制货币供给的努力，都会促使商贾、钱商和普通市民为保护自己的收入采取新的对策。私钱铸造在整个17世纪上半叶都相当猖獗，迫使官府开始发行品质更劣的铜钱，引发了货币贬值和通货膨胀。任性的国家货币政策还导致江南城市中暴乱与骚动频发。在许多平民眼中，实体形态的金钱——无论白银还是铜币——是邪恶且反复无常的，而这种特质又被人们归因于决定财运的财神本身的任性。
因此，经济交换的新形式激发的更多是恐惧与不安，而不是乐观的情绪和更高的期望。货币经济的快速发展推进了城市化的进程，而可以帮助农村移民更好地融入陌生城市环境的社会制度，或是可以保护他们不受货币经济波动伤害的社会制度，却未能同时形成。行会组织还处于初期发展阶段；罗威廉（William Rowe）笔下的那些社会团体，也就是那些在19世纪的汉口推动市民意识发展的团体，在明朝晚期的城市中还没有开始发挥显著作用。因此，因货币经济的初期发展而出现的财富观毫不出人意料地认为，分配金钱的是无常的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