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腐败的年代
王洪文先是得到康平路的一套四室公寓，后来又得到一幢三层洋楼，再后来又得到东湖路七号的一个大别墅，里面包含游泳池、网球场。他对这些都不满意，想让上海市革委会把东湖路电影院划拨给他，作为私家影院（徐景贤：我所接触的王洪文）。来到北京后，中央为他安排了钓鱼台16号楼，他又让人在郊区建了两个别墅，建筑面积分别达700平米和1700平米。
1975年他带家人回上海小住，所用食材都要从各地运来最新鲜的，有南通的蛤蜊，宁波的青蟹，苏州的石榴，还从广州空运过来新鲜的菠萝、香蕉等水果。王洪文还颇爱西餐，到北京后曾经专门从锦江饭店调去一名厨师做西餐，他最喜欢的有牛尾汤、焗牡蛎等菜。此外，王洪文非常喜欢茅台酒，甚至早餐都喝茅台（徐景贤：我所接触的王洪文）。粉碎“四人帮”后，查抄王洪文办公室的时候，中央警卫局工作人员发现里面最显眼是一个大酒柜，柜子里放满茅台酒和中华烟（陈守信，2009）。
姚文元到北京后，一家五口住进了一个有60多间房子的四合院，后来嫌弃院子“狭小”，又搬进一个125间房子的大四合院（北京八中隔壁），装修就花了13万多。1978年北京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65元，当时北京市户均人口4.1人，每户收入1500元左右，这就相当于当时北京市区87户人家一年收入。而根据一些经济学研究，当时人民币1元的购买力相当于今天的100元左右。
1976年，张春桥女儿结婚，在上海锦江酒店摆宴席50多桌，徐景贤送了一台价值2000多元的西德产彩电，陈阿大送礼金1000元（王守家，2016，第201页）。
林彪、康生就比较“清心寡欲”。林彪的毛家湾大宅面积1.7万平方米，其中林彪私用建筑面积2800平方米，加上“林办”的办公楼，建筑面积达11000多平方米。康生的竹园四合院，共有115间房子，面积达2万多平方米，这里本来是盛宣怀的府邸，建国之初董必武曾经住在这里，董老嫌弃这里太大，短住一段时间就走了，康生则在此住了19年。
江青想在钓鱼台亲自种龙井，于是命令空军派4架大型运输机从浙江的杭州运来上好茶树，冬天为茶树搭上暖房，以防冻死，但不到一年那些茶树还是枯萎了，她又叫空军用飞机把这些茶树运回杭州。1971年2月，她在广州休养，要穿一件小大衣，就让空军专机从北京送来；9月初，她住在北京时，想起她在青岛时用过的一个卧榻，又派一架大型运输机把那个卧榻运过来。（杨银禄，2014）。
江青是艺术家，喜欢巴黎的时尚用品，一套假发就价值四千五百法郎（《彻底揭发批判“四人帮”》3）。江青在电视上看到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夫人的衣服很漂亮，后来趁马科斯夫人来华访问之机，特意让服装研究部门为她仿制了一件黑色绣花连衣裙和一双云头鞋（杨银禄，2014）。
70年代她一度居住在广州，嫌弃下榻别墅水不好喝，命令专门开凿10公里管道，引来山泉水直接供应到她的楼上；她也喜欢白色沙滩，嫌弃广州的沙子不好，派人专门从海南运来白色细沙；她嫌弃吉姆车冷风不好，广州有关部门一口气为其采购了6辆奔驰（李子元、闫长贵，2014）。
众所周知，江青爱好摄影和看外国电影。她使用的摄影器材都是国外进口的顶尖级产品，仅有记录在案的，1972年一次从香港进口6万米伊斯曼胶卷，就花了好几百万元（李捷、于俊道，2013，第81页）。江青拍照的道具更是丰富多彩，1975年她为了去山西大寨拍照，特意从北京运来四匹马，其他物品拉了好几卡车。
为了满足江青的文化“特供”，仅1975年国家有关部门就进口550部外国和香港电影，耗资达1500万元（主要是版权费），为了让观影效果更好，张春桥又让人从国外花了100万美元专门采购最先进的放映设备（李海文、王守家，2015，第197页）。
杨银禄回忆，江青到晚上8时后，经常约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到钓鱼台17号楼礼堂看电影。看外国原声电影时，还要请外语翻译过来，“一个偌大的礼堂，或是他们五六个人看,或是只有江青一个人看，在微弱的灯光下总是显得空洞而幽深”。
跟康老一样，江青也爱好文物。她先后94次从北京文物管理处拿走古玩、字画、金表等1087件，古籍4600多册，并支付了20.64元，其中清宫的文房四宝象牙笔付了1分钱，墨锭付了2分钱（钟史闻，1977）。
康生是文化大家，也非常识货：“购买”图书34000多册，古玩字画印章等5500多件，其中含有大批宋元版和明版的孤本，还有很多周朝的青铜器。康生为了达到“合法”占有，对一些重要文物都是以从文管处付款购买的形式获得，宋拓汉石经，付10元；黄庭坚的《腊梅三咏》，付5元。康生还嫌弃文管处工作人员估价太高，指责他们“没有无产阶级感情”。
康生在邓拓家做客，赏玩过邓拓收藏的善本书和字画，邓拓家被抄后，立即去文物库房“淘宝”。傅惜华是文化界元老，著名藏书家，康生多次跑到文管处询问：傅惜华的书集中起来没有？康生收集的文物涉及齐燕铭、邓拓、阿英、龙云、章乃器、傅忠谟、赵元方、齐白石、尚小云等96名知名人士以及25个单位。
林彪、叶群对文化艺术不感兴趣，但1968年至1971年间也先后上百次亲自或派人从文物管理部门取走字画1858件，其中一幅是褚遂良真迹，图书5077册，支付766元。此外，林家还从故宫“借”来1000多件上等的玛瑙翡翠、象牙雕塑、瓷器、字画等，密密麻麻堆在卧室里，林彪晚年没事的时候，在家里最大的爱好是摆弄从故宫“借”来的精致的八音盒（武建华，2011）。
为了跟老大看齐，根据北京市文物管理部门统计，黄永胜拿走文物342件、图书5702册，吴法宪拿走文物151件、图书620册，李作鹏拿走文物579件、图书1494册，邱会作拿走文物188件、图书1161册。黄永胜夫人还从原广州市市长朱光那里取得名人画卷77轴、碑帖8册、线装古书3函另510册，献与叶群。
著名画家叶浅予被抄家后，所藏33件名画，林彪获得16件，江青获得古墨、镇尺等3件，陈伯达获得张大干、徐悲鸿画作11件，康生夫获得潘天寿《野趣图》及名贵印章等共9件，李作鹏、汪东兴各获得1件（何满子，2015）。 source
王洪文先是得到康平路的一套四室公寓，后来又得到一幢三层洋楼，再后来又得到东湖路七号的一个大别墅，里面包含游泳池、网球场。他对这些都不满意，想让上海市革委会把东湖路电影院划拨给他，作为私家影院（徐景贤：我所接触的王洪文）。来到北京后，中央为他安排了钓鱼台16号楼，他又让人在郊区建了两个别墅，建筑面积分别达700平米和1700平米。
1975年他带家人回上海小住，所用食材都要从各地运来最新鲜的，有南通的蛤蜊，宁波的青蟹，苏州的石榴，还从广州空运过来新鲜的菠萝、香蕉等水果。王洪文还颇爱西餐，到北京后曾经专门从锦江饭店调去一名厨师做西餐，他最喜欢的有牛尾汤、焗牡蛎等菜。此外，王洪文非常喜欢茅台酒，甚至早餐都喝茅台（徐景贤：我所接触的王洪文）。粉碎“四人帮”后，查抄王洪文办公室的时候，中央警卫局工作人员发现里面最显眼是一个大酒柜，柜子里放满茅台酒和中华烟（陈守信，2009）。
姚文元到北京后，一家五口住进了一个有60多间房子的四合院，后来嫌弃院子“狭小”，又搬进一个125间房子的大四合院（北京八中隔壁），装修就花了13万多。1978年北京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65元，当时北京市户均人口4.1人，每户收入1500元左右，这就相当于当时北京市区87户人家一年收入。而根据一些经济学研究，当时人民币1元的购买力相当于今天的100元左右。
1976年，张春桥女儿结婚，在上海锦江酒店摆宴席50多桌，徐景贤送了一台价值2000多元的西德产彩电，陈阿大送礼金1000元（王守家，2016，第201页）。
林彪、康生就比较“清心寡欲”。林彪的毛家湾大宅面积1.7万平方米，其中林彪私用建筑面积2800平方米，加上“林办”的办公楼，建筑面积达11000多平方米。康生的竹园四合院，共有115间房子，面积达2万多平方米，这里本来是盛宣怀的府邸，建国之初董必武曾经住在这里，董老嫌弃这里太大，短住一段时间就走了，康生则在此住了19年。
江青想在钓鱼台亲自种龙井，于是命令空军派4架大型运输机从浙江的杭州运来上好茶树，冬天为茶树搭上暖房，以防冻死，但不到一年那些茶树还是枯萎了，她又叫空军用飞机把这些茶树运回杭州。1971年2月，她在广州休养，要穿一件小大衣，就让空军专机从北京送来；9月初，她住在北京时，想起她在青岛时用过的一个卧榻，又派一架大型运输机把那个卧榻运过来。（杨银禄，2014）。
江青是艺术家，喜欢巴黎的时尚用品，一套假发就价值四千五百法郎（《彻底揭发批判“四人帮”》3）。江青在电视上看到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夫人的衣服很漂亮，后来趁马科斯夫人来华访问之机，特意让服装研究部门为她仿制了一件黑色绣花连衣裙和一双云头鞋（杨银禄，2014）。
70年代她一度居住在广州，嫌弃下榻别墅水不好喝，命令专门开凿10公里管道，引来山泉水直接供应到她的楼上；她也喜欢白色沙滩，嫌弃广州的沙子不好，派人专门从海南运来白色细沙；她嫌弃吉姆车冷风不好，广州有关部门一口气为其采购了6辆奔驰（李子元、闫长贵，2014）。
众所周知，江青爱好摄影和看外国电影。她使用的摄影器材都是国外进口的顶尖级产品，仅有记录在案的，1972年一次从香港进口6万米伊斯曼胶卷，就花了好几百万元（李捷、于俊道，2013，第81页）。江青拍照的道具更是丰富多彩，1975年她为了去山西大寨拍照，特意从北京运来四匹马，其他物品拉了好几卡车。
为了满足江青的文化“特供”，仅1975年国家有关部门就进口550部外国和香港电影，耗资达1500万元（主要是版权费），为了让观影效果更好，张春桥又让人从国外花了100万美元专门采购最先进的放映设备（李海文、王守家，2015，第197页）。
杨银禄回忆，江青到晚上8时后，经常约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到钓鱼台17号楼礼堂看电影。看外国原声电影时，还要请外语翻译过来，“一个偌大的礼堂，或是他们五六个人看,或是只有江青一个人看，在微弱的灯光下总是显得空洞而幽深”。
跟康老一样，江青也爱好文物。她先后94次从北京文物管理处拿走古玩、字画、金表等1087件，古籍4600多册，并支付了20.64元，其中清宫的文房四宝象牙笔付了1分钱，墨锭付了2分钱（钟史闻，1977）。
康生是文化大家，也非常识货：“购买”图书34000多册，古玩字画印章等5500多件，其中含有大批宋元版和明版的孤本，还有很多周朝的青铜器。康生为了达到“合法”占有，对一些重要文物都是以从文管处付款购买的形式获得，宋拓汉石经，付10元；黄庭坚的《腊梅三咏》，付5元。康生还嫌弃文管处工作人员估价太高，指责他们“没有无产阶级感情”。
康生在邓拓家做客，赏玩过邓拓收藏的善本书和字画，邓拓家被抄后，立即去文物库房“淘宝”。傅惜华是文化界元老，著名藏书家，康生多次跑到文管处询问：傅惜华的书集中起来没有？康生收集的文物涉及齐燕铭、邓拓、阿英、龙云、章乃器、傅忠谟、赵元方、齐白石、尚小云等96名知名人士以及25个单位。
林彪、叶群对文化艺术不感兴趣，但1968年至1971年间也先后上百次亲自或派人从文物管理部门取走字画1858件，其中一幅是褚遂良真迹，图书5077册，支付766元。此外，林家还从故宫“借”来1000多件上等的玛瑙翡翠、象牙雕塑、瓷器、字画等，密密麻麻堆在卧室里，林彪晚年没事的时候，在家里最大的爱好是摆弄从故宫“借”来的精致的八音盒（武建华，2011）。
为了跟老大看齐，根据北京市文物管理部门统计，黄永胜拿走文物342件、图书5702册，吴法宪拿走文物151件、图书620册，李作鹏拿走文物579件、图书1494册，邱会作拿走文物188件、图书1161册。黄永胜夫人还从原广州市市长朱光那里取得名人画卷77轴、碑帖8册、线装古书3函另510册，献与叶群。
著名画家叶浅予被抄家后，所藏33件名画，林彪获得16件，江青获得古墨、镇尺等3件，陈伯达获得张大干、徐悲鸿画作11件，康生夫获得潘天寿《野趣图》及名贵印章等共9件，李作鹏、汪东兴各获得1件（何满子，2015）。 sour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