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官员，及时取得官场信息自然重要。日记提到，京报、省报、辕门抄、红单、私人通信以及新闻纸、电报，都是省城官员获得信息的重要途径。其中京报、省报是官方或半官方印刷发行的，杜凤治任州县官时会定期收到。如同在京城一样，广州的山西票号消息也十分灵通，“西号放债，一有风声即截止不借”；当官场高层有变动的传言时，官员通常以票号的消息来判断其可靠性。
官员之间的交往，受成文的典章制度的约束，不成文的规矩、习惯，上不了台面的规则也起到不小作用。多数官员会按照这些制度和规矩、规则行事。明显违反官场规矩、伦理者，如果是高官就会有损威信，如果是中下层官员就会让上司有看法，同僚鄙视。在这种氛围下，在涉及自身利益时官员彼此之间明争暗斗，但也注意维护共同利益，尤其在与绅民、上司打交道时，颇能彼此照应。官官相护、官官相帮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上司在委缺、委差时，在公务上适当照顾同乡、同年、亲故，只要不过分，也会被官场理解容忍。
遇有涉及官员脸面、影响整个官场声誉的事，总有一干官员出来设法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杜凤治在南海知县任上经常为无差无缺的官员向上司求情疏通，有时明知某个官员的年龄、健康、能力、操守等条件完全不适合任缺任差，但往往以如果无缺无差这个官员及其家人将无法生活下去为理由为其争取。他这样做既有为自己在官场获得好名声的功利考虑，也有自觉遵循官场伦理的一面。
善于处置官场关系可以提高自己在官场上的威信。如广东巡抚李福泰调往广西病故后，两广总督瑞麟不计以往两人的嫌怨，在广东官场为李福泰张罗了丰厚的赙仪，这使杜凤治等很钦佩。广东官场根据“受恩”“戚谊”“交谊”的深浅和缺分优劣、任职时间长短等分配李福泰赙仪份额，受过李福泰提携的官员不够尽力则被视为忘恩负义。官员在交往时都会趋利避害，但面子上又不能太势利。例如蒋益澧、郭祥瑞同瑞麟争斗失败后被降职，广东官员自然怕被视为蒋、郭之党，但在蒋、郭离粤时多数官员都去送行。杜凤治因为受过蒋、郭之恩惠，更是从四会专程赶到佛山、三水相送。
清朝鉴于明朝的教训，严禁官员“朋党”。但从杜凤治的日记看，官员们尽管没有如明代那样的以政治态度结交、抱团、对立的党派，但每个人都尽量编织和充分利用自己的官场关系网。从督抚到佐杂，无不把编织、维护、扩大、巩固自己在官场的关系网视作要务而不敢丝毫疏忽。
从日记看，官员之间经常进行坦率的交谈，这既是及时交流、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也是结纳官场朋友、表示和巩固互信的一种方式。日记中描述官员之间说话有时可说是百无禁忌，与今人想象中等级森严、谨言慎行的清朝官场大相径庭。杜凤治常常与同自己关系良好的知府冯端本、广粮通判方功惠等人议论其他官员，甚至以相当尖刻的语言抨击盐运使钟谦钧、按察使张瀛等上司。有时高级官员接见下属时说话也相当随便。如瑞麟就经常向杜议论其他各级官员，还随口透露自己对官员任免的考虑或官员之间的恩怨等信息。说话行事较谨慎的张兆栋有时也如此。同治十二年，杜凤治当了两年多南海知县后向巡抚张兆栋提出卸任，张兆栋问杜是否真心求卸。杜申述求卸原因，其中之一是支出太巨，仅总督衙门一年就过万金。张兆栋听了就说：“既真亦好，我告君一言，君可不必在外宣扬，武场时一日晤中堂言及君，中堂意似不足，谓用君为南海非出彼意。中堂言虽如此，而用舍之权操于我，不能由他如愿，作只管放心作去，外间亦不必漏言。”稍后，杜凤治对张兆栋说瑞麟的亲属、家人广收贿赂，瑞麟本人未必分肥，张兆栋笑着回答“未敢具结，难说难说”。巡抚向下属透露总督其实不是很信任你，但用不用你由我说了算，还与下属议论总督受贿；无论在什么时代的官场，这样说话行事都有点犯忌，但这也反映了“常规”的另一面。
争权夺利是官场的常态，上司和靠山会升降浮沉、调动死亡，官场的关系网存在很大变数，每个官员都会觉得自己的仕途命运不可捉摸。例如，道台华廷杰深受巡抚李福泰信任，但总督瑞麟却不喜欢他，李福泰一调走，华即难以在广东官场立足。杜凤治与华关系较好，因此慨叹：“官场风波，可云险恶，莫不用尽心机，真如枪往刀来，性命相扑者也，然亦何苦有势时定要作到极顶红也。”曾任南海知县的陈善圻也是巡抚李福泰的红人，将军长善不喜欢他，想把他参免，但陈有李福泰庇护得以平安无事。李福泰一调走，陈即由“红”变“黑”。对此，杜慨叹：“官场险恶，广省尤甚。一失所恃，立见升沉。”又说“官场如抢如夺”。官场升降瞬息万变、出人意料，各种烦琐礼节、各种口是心非的表演，让杜凤治一再感到“官场如戏场”。[杜凤治初入仕途时对官场三味领会尚浅，比杜年轻得多的上司、肇庆知府郭式昌提醒他：“（君）太认真太直性，官场不可与人有真性情，广东更甚，治民不可一味正道，如开古方，须要权术，如一味直道而行，究受亏不少。”杜凤治认为郭的话“真药石语言也！”随着杜凤治官场历练的增多和关系网的拓宽加固，其在官场中也逐步游刃有余。
官员之间的交往，受成文的典章制度的约束，不成文的规矩、习惯，上不了台面的规则也起到不小作用。多数官员会按照这些制度和规矩、规则行事。明显违反官场规矩、伦理者，如果是高官就会有损威信，如果是中下层官员就会让上司有看法，同僚鄙视。在这种氛围下，在涉及自身利益时官员彼此之间明争暗斗，但也注意维护共同利益，尤其在与绅民、上司打交道时，颇能彼此照应。官官相护、官官相帮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上司在委缺、委差时，在公务上适当照顾同乡、同年、亲故，只要不过分，也会被官场理解容忍。
遇有涉及官员脸面、影响整个官场声誉的事，总有一干官员出来设法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杜凤治在南海知县任上经常为无差无缺的官员向上司求情疏通，有时明知某个官员的年龄、健康、能力、操守等条件完全不适合任缺任差，但往往以如果无缺无差这个官员及其家人将无法生活下去为理由为其争取。他这样做既有为自己在官场获得好名声的功利考虑，也有自觉遵循官场伦理的一面。
善于处置官场关系可以提高自己在官场上的威信。如广东巡抚李福泰调往广西病故后，两广总督瑞麟不计以往两人的嫌怨，在广东官场为李福泰张罗了丰厚的赙仪，这使杜凤治等很钦佩。广东官场根据“受恩”“戚谊”“交谊”的深浅和缺分优劣、任职时间长短等分配李福泰赙仪份额，受过李福泰提携的官员不够尽力则被视为忘恩负义。官员在交往时都会趋利避害，但面子上又不能太势利。例如蒋益澧、郭祥瑞同瑞麟争斗失败后被降职，广东官员自然怕被视为蒋、郭之党，但在蒋、郭离粤时多数官员都去送行。杜凤治因为受过蒋、郭之恩惠，更是从四会专程赶到佛山、三水相送。
清朝鉴于明朝的教训，严禁官员“朋党”。但从杜凤治的日记看，官员们尽管没有如明代那样的以政治态度结交、抱团、对立的党派，但每个人都尽量编织和充分利用自己的官场关系网。从督抚到佐杂，无不把编织、维护、扩大、巩固自己在官场的关系网视作要务而不敢丝毫疏忽。
从日记看，官员之间经常进行坦率的交谈，这既是及时交流、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也是结纳官场朋友、表示和巩固互信的一种方式。日记中描述官员之间说话有时可说是百无禁忌，与今人想象中等级森严、谨言慎行的清朝官场大相径庭。杜凤治常常与同自己关系良好的知府冯端本、广粮通判方功惠等人议论其他官员，甚至以相当尖刻的语言抨击盐运使钟谦钧、按察使张瀛等上司。有时高级官员接见下属时说话也相当随便。如瑞麟就经常向杜议论其他各级官员，还随口透露自己对官员任免的考虑或官员之间的恩怨等信息。说话行事较谨慎的张兆栋有时也如此。同治十二年，杜凤治当了两年多南海知县后向巡抚张兆栋提出卸任，张兆栋问杜是否真心求卸。杜申述求卸原因，其中之一是支出太巨，仅总督衙门一年就过万金。张兆栋听了就说：“既真亦好，我告君一言，君可不必在外宣扬，武场时一日晤中堂言及君，中堂意似不足，谓用君为南海非出彼意。中堂言虽如此，而用舍之权操于我，不能由他如愿，作只管放心作去，外间亦不必漏言。”稍后，杜凤治对张兆栋说瑞麟的亲属、家人广收贿赂，瑞麟本人未必分肥，张兆栋笑着回答“未敢具结，难说难说”。巡抚向下属透露总督其实不是很信任你，但用不用你由我说了算，还与下属议论总督受贿；无论在什么时代的官场，这样说话行事都有点犯忌，但这也反映了“常规”的另一面。
争权夺利是官场的常态，上司和靠山会升降浮沉、调动死亡，官场的关系网存在很大变数，每个官员都会觉得自己的仕途命运不可捉摸。例如，道台华廷杰深受巡抚李福泰信任，但总督瑞麟却不喜欢他，李福泰一调走，华即难以在广东官场立足。杜凤治与华关系较好，因此慨叹：“官场风波，可云险恶，莫不用尽心机，真如枪往刀来，性命相扑者也，然亦何苦有势时定要作到极顶红也。”曾任南海知县的陈善圻也是巡抚李福泰的红人，将军长善不喜欢他，想把他参免，但陈有李福泰庇护得以平安无事。李福泰一调走，陈即由“红”变“黑”。对此，杜慨叹：“官场险恶，广省尤甚。一失所恃，立见升沉。”又说“官场如抢如夺”。官场升降瞬息万变、出人意料，各种烦琐礼节、各种口是心非的表演，让杜凤治一再感到“官场如戏场”。[杜凤治初入仕途时对官场三味领会尚浅，比杜年轻得多的上司、肇庆知府郭式昌提醒他：“（君）太认真太直性，官场不可与人有真性情，广东更甚，治民不可一味正道，如开古方，须要权术，如一味直道而行，究受亏不少。”杜凤治认为郭的话“真药石语言也！”随着杜凤治官场历练的增多和关系网的拓宽加固，其在官场中也逐步游刃有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