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统体制与有效治理”矛盾的应对机制
应对机制之一：决策一统性与执行灵活性之间的动态关系
其基本表现形式是：中央权威体现在各层次政府对其一统决策的服从认同和贯彻实施过程之上；但在这一条自上而下的政策主线附近，允许各地、各领域的基层政府在不同方向上的偏移，以适应当地情况，增强其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从制度安排上，当代中国政府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常态采用的是逐级代理制，即中央及各级政府将属地管理的事权（治安、就业、经济发展、公共产品提供等等）一揽子交付下一级政府，而且将下级政府官员的任命、考核和管理委托给其直接（或隔级）上级部门。
地方政府在实际运行过程中拥有很大的资源和事权，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一统体制的逻辑是中央政府（或上级政府）有着自上而下随意干预的绝对权力，所谓压力型体制即是其突出特征（荣敬本、崔之元、王拴正、高新军、何增科、杨雪冬等 1998）。在实际运行过程中，执行灵活性本身不是稳定不变的，而是因事因地而异，有待自上而下的裁决（周雪光 2009b，周雪光 2014）。此外，中央政府可以通过政治动员、人事变动、资源配置、项目安排等各种正式或非正式过程来影响地方政府的注意力，打断或重新安排下属政府工作的轻重缓急次序。
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间，中央政府在农业领域中有十一轮自上而下的政策干预周期。周飞舟（2009）发现，在推动“大跃进”运动时，毛泽东通过更换省级领导人的做法来迫使地方政府追随其动员号令。因此，“官员升迁以及与此相关的‘锦标赛’并非一个简单的晋升标准的问题，而是与整个政治体制的理念、特点和时势紧密相连”（周飞舟 2009：8）。
基层官员的日常工作大多是被动地应对、落实自上而下的各项政策指令（赵树凯 2010），或者在制度环境压力的缝隙间寻找生存发展空间（吴毅 2007，张静 2007，欧阳静 2011）。不同地区、不同领域的基层政府官员所表现出的十分相似的行为做法表明，“行政发包制”不足以在中央—地方关系间提供一个稳定的松散关联的运行机制，不足以在制度上保障各地因地制宜的灵活性；而更近似于实际运行中应对一统体制束缚的权宜之计，始终处在不断调整、时常被打断的动态过程中。
“变通”反映了基层政府官员在解决实际问题时偏离官方话语或官僚体系的做法，“介乎正式的运作方式与非正式的运作方式之间的一种准正式的运作方式。更确切地说，变通实际上是一种正式机构按非正式程序进行的运作”（孙立平、郭于华 2000），通过因地制宜的地方性机制来完成上级政府规定的任务（应星 2001）。刘世定（1996）着眼于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互动，讨论了基层政府针对解决乡镇企业实际问题的种种变通做法。从我们上述分析角度来看，这些变通做法的普遍存在反映了中央政策和当地实际状况间—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间，官方话语与地方性知识间，正式权力与“权力的文化网络”间（Duara 1988）—的距离、空隙和弹性。正因为如此，地方政府有效治理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解决实际问题时诉诸地方性、社会性、非正式性的种种话语和做法。
应对机制之一：决策一统性与执行灵活性之间的动态关系
其基本表现形式是：中央权威体现在各层次政府对其一统决策的服从认同和贯彻实施过程之上；但在这一条自上而下的政策主线附近，允许各地、各领域的基层政府在不同方向上的偏移，以适应当地情况，增强其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从制度安排上，当代中国政府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常态采用的是逐级代理制，即中央及各级政府将属地管理的事权（治安、就业、经济发展、公共产品提供等等）一揽子交付下一级政府，而且将下级政府官员的任命、考核和管理委托给其直接（或隔级）上级部门。
地方政府在实际运行过程中拥有很大的资源和事权，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一统体制的逻辑是中央政府（或上级政府）有着自上而下随意干预的绝对权力，所谓压力型体制即是其突出特征（荣敬本、崔之元、王拴正、高新军、何增科、杨雪冬等 1998）。在实际运行过程中，执行灵活性本身不是稳定不变的，而是因事因地而异，有待自上而下的裁决（周雪光 2009b，周雪光 2014）。此外，中央政府可以通过政治动员、人事变动、资源配置、项目安排等各种正式或非正式过程来影响地方政府的注意力，打断或重新安排下属政府工作的轻重缓急次序。
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间，中央政府在农业领域中有十一轮自上而下的政策干预周期。周飞舟（2009）发现，在推动“大跃进”运动时，毛泽东通过更换省级领导人的做法来迫使地方政府追随其动员号令。因此，“官员升迁以及与此相关的‘锦标赛’并非一个简单的晋升标准的问题，而是与整个政治体制的理念、特点和时势紧密相连”（周飞舟 2009：8）。
基层官员的日常工作大多是被动地应对、落实自上而下的各项政策指令（赵树凯 2010），或者在制度环境压力的缝隙间寻找生存发展空间（吴毅 2007，张静 2007，欧阳静 2011）。不同地区、不同领域的基层政府官员所表现出的十分相似的行为做法表明，“行政发包制”不足以在中央—地方关系间提供一个稳定的松散关联的运行机制，不足以在制度上保障各地因地制宜的灵活性；而更近似于实际运行中应对一统体制束缚的权宜之计，始终处在不断调整、时常被打断的动态过程中。
“变通”反映了基层政府官员在解决实际问题时偏离官方话语或官僚体系的做法，“介乎正式的运作方式与非正式的运作方式之间的一种准正式的运作方式。更确切地说，变通实际上是一种正式机构按非正式程序进行的运作”（孙立平、郭于华 2000），通过因地制宜的地方性机制来完成上级政府规定的任务（应星 2001）。刘世定（1996）着眼于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互动，讨论了基层政府针对解决乡镇企业实际问题的种种变通做法。从我们上述分析角度来看，这些变通做法的普遍存在反映了中央政策和当地实际状况间—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间，官方话语与地方性知识间，正式权力与“权力的文化网络”间（Duara 1988）—的距离、空隙和弹性。正因为如此，地方政府有效治理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解决实际问题时诉诸地方性、社会性、非正式性的种种话语和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