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来看看所有情感研究的第二个极端：情感是灵活的，反本质主义的，反决定论的，社会建构主义的，具有文化相对性和独特性。最晚从19世纪中期开始，关于情感的学术讨论就一直围绕着这两个极端展开：固定与灵活，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决定论与反决定论，普遍性与文化相对性。与这两个极端有关的概念之间并不互补。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它们是如何、何时、何地出现的？是什么把两者区分开来？怎样才能把两者精确地描绘出来？这些都不清楚，这方面的研究才刚刚起步。在21世纪的前十年里，任何参加过有神经科学家和人文学科专家参与的多学科会议的人（这里没有必要讨论跨学科性），都知道这是多么敏感的问题。围绕这两个极端的讨论很快就会形成势不两立的两个对立阵营。普遍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之间的两极化经常被注意到。芭芭拉·罗森宛恩写道：“一些学者认为情感是与生俱来的，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它是一种‘社会建构’。”(10)在英格丽德·卡斯滕（Ingrid Kasten）看来，问题是“在哪里以及如何在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间划分界限”。(11)彼得·N.斯特恩斯（Peter N. Stearns）和卡罗尔·Z.斯特恩斯（Carol Z. Stearns）谈到了将“持久的（动物性）与短暂的（文化性）”区分开来的挑战。(12)据吕迪格·施内尔（Rüdiger Schnell）说：“今天对情感的历史研究涉及两种基本的、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人类的情感几千年来一直保持不变（只是表达情感的方式发生了变化）；而另一种观点认为，每一种情感都有自己的历史，由一般的历史变迁所决定。”他还认为“普遍主义者和进化论者”属于一个阵营，“建构主义者属于另一个阵营”。(13)阿明·京特（Armin Günther）问道：“情感到底有没有历史，它们是否是人类学的常量？”(14)最后，凯瑟琳·卢茨（Catherine Lutz）和杰弗里·怀特（Geoffrey White）得出结论：“关于情感的文献中有许多经典的理论或认识论张力，其中包括普遍主义和相对主义之间的张力。”(15)人们通常认为即使在社会建构主义和普遍主义之间没有发生二元对立的情况下，依然有必要明确指出，这个对立并没有被采用。例如一部与医学民族学有关的文集中提到，“这些论文没有把重点放在特定情感的普遍性或文化独特性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