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体制对这一合法性诉求，从两个方面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其一是组织上实现意识形态一统化和话语垄断权。卡理斯玛权威建立在追随者对其超凡禀赋的信仰之上；不难理解，任何挑战卡理斯玛权威的话语都会弱化甚至瓦解其合法性基础，因此话语垄断权是维系卡理斯玛权威的关键所在。建国以后，国家逐步通过官僚体制介入、控制以至垄断意识形态相关的领域，有效地杜绝了质疑或挑战卡理斯玛权威的潜在可能性，如此制度安排可以说是这一支配形式的逻辑结果。其二是通过官僚体制将民众组织起来，以稳定的组织形式来保证民众与卡理斯玛领袖的密切关系。在这里，组织纪律成为卡理斯玛权威的重要手段。如韦伯（2004b）所说，“惟有以其内部非常严格的纪律为手段，方能维持其对被支配者确实有效的强势”（第333页）。在中国，这一组织形式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程度，从城市到农村社会的各个领域和角落都被高度组织起来了。革命教化的向下渗透与组织起来的社会相得益彰，成为执政党的日常工作环节。各级党务部门和管理机构有着特设的宣传部门、政治工作部门，其职责即是通过一系列的组织起来的政治活动，如动员、讲用、交流、政治教育、整党整风等等，将一般民众通过工作单位、居住组织引入到政治教化过程中。简言之，政治教化不再如帝国时代那样是寓于日常生活中的仪式象征和道德约束，而是建立在一个严密组织的官僚体制基础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