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的二战记忆——大阪士兵铃木六林男
我在中国时写了很多诗，每次有重大调动时，宪兵就会没收我们的本子和纸，我只有把诗记在脑子里，回日本的船上再回忆记录，好在俳句都很简洁，回忆起来很方便。
我在中国华中地区待了两年，期间写了很多开小差的诗，我是个意志薄弱的人：
我躺下仰望天空
思想开了小差
那是银河
1939年我被派到华中战区第37联队重机枪小队，长官不喜欢的家伙都会被调到重机枪队，因为背机枪是个苦活，虽然理论上有马匹驮，但实际上经常要靠人背。而且机枪兵是敌人的重要目标，伤亡率相当惊人。
我不是那种有奉献精神的士兵，长官最后把我们三个最废物的士兵轰出了重机枪队。我三个有一个是早稻田的大学生，他早早做了逃兵。另外一个山田君忧郁而悲伤，我们每天都在琢磨怎么开小差，最后能活着回日本的只有我一个。
老兵教给我们一些诀窍：怎么混进医院，怎么在训练营溜出去，怎么挑最轻的活干。我们从这个训练营混到另一个训练营，在被派往前线时耍滑头往别的训练营混，反正每次都能混三周不用上战场的日子。
战场是个古怪的地方，如果你掉队了，大部队并不会来找你，至少不会来找我这种最低阶的士兵。只要你部队的指挥部还在这个区域，你也能证明自己的身份，那么你就可以在这个战区的其它部队混吃混住不用打仗。
你每个月去自己部队报到一次就行，理由就说迷路了，战况危急等等，如果你不想参战只想混日子闲逛，这是唯一的办法。在中国闲逛的日子里我学到了很多，但如果你的部队调走了，其它部队就不收留你了：“你的部队不在华中了，快滚蛋！”
我属于第37联队3大队3中队3小队，都是排名最末的单位，我们肯定不是出色的士兵，但是我们这小队伤亡率是最低的，所以我们作战水平应该很出色（自嘲善于开小差）。
一个中队大约有180人，中国战场的伤亡率是1比6，每1个士兵阵亡会有6个士兵受伤。如果阵亡30人，那么这个中队理论就可以说被全歼了。我的中队就是这样被全歼的单位，但是我那会正在混医院。在中国作战这两年，我脱队期间所属部队被全歼的事情发生过两次，我问指挥官说是死了，我问任何一个人的名字，回答都是死了，但我还活着。
每支部队都有不喜欢当兵的人，这种人我一眼就能看出来。这种人会被安排进训练营，他们从训练营放出来的时候就像从监狱放出来的流氓。当某人被放出来时，我们就去给他开刑满释放派对，主要是沟通开小差经验。
有次我们出去喝酒忘记了归队时间，最后扒着军医的汽车混进了营房。士兵之间内斗也很凶，霸凌非常多见，被霸凌者往往会用手榴弹拼命。我们每人都手握杀人武器，内斗起来也不手软。但这种事情绝不见于报告，死伤者都会被登记为战死或失踪。
军队由各式各样的人组成，有些人可以友好相处有些则不能，也有卑鄙小人，但也有真诚的人，脾气随和的人会互相吸引聚在一起，这就是物以类聚。
在上海时我常常溜出去喝酒，到深夜两三点才回营，带给哨兵一瓶威士忌就能通行。有次我被警卫队长抓住痛骂了一顿，但是他还是拿走了我的威士忌把我放了。
像我这样的士兵根本不清楚为何而战，我们只是战争耗材。我想活下来想回家，不想在战场上拼死拼活，但是我也没有勇气参加反战活动，所以我很迷茫。我觉得被中国人打死或和自己人火并都很荒谬，明天是如此遥不可及，所以我在寄回国的明信片上写到：
当我闭上双眼
我能看到山谷中
流淌着血腥的红
这首诗被审查员抓出来了，他威胁要把我交给宪兵队，除非我把“血腥的红”改成“纯洁的血”，我能怎么办呢？只有照办。
我无法把自己和宏大的国家意志联系在一起，也无法从宏观看待战争，我可以描写战斗，但是根本无法描写战争。大东亚共荣对我来说太宏大了，我实在理解不了。军队里二十四五岁的军校毕业军官都是大麻烦，他们浑身上下都是大和魂，我总能找到机会开溜离他们远点。
1942年3月我到了菲律宾巴丹，我们属于后备部队，4月5日我们7人小组和六七十个美国人菲律宾人在丛林里相遇，我们面面相觑距离只有20米。只有我和机枪手滨野反对开枪，我不得不飞快地劝说其他人，我们也许可以打死对方六七个人，但是对方六七十人会把我们打成马蜂窝的。最终我们双方形成默契，各自走开没有开枪。
1942年6月我因伤退伍，成功活命回家。那个时代是强大的潮流，我被裹挟其中并无拒绝和同意的机会。如果你问我是否有战争责任？是的我对战争负有责任。我们入侵了别人的国家，在别人家里横插一脚，而且根本没得到任何许可。
铃木 后来成了著名诗人，在大阪艺术学院担任教授。要是每个日本兵都像他，这仗怕是打不成
#故事
我在中国时写了很多诗，每次有重大调动时，宪兵就会没收我们的本子和纸，我只有把诗记在脑子里，回日本的船上再回忆记录，好在俳句都很简洁，回忆起来很方便。
我在中国华中地区待了两年，期间写了很多开小差的诗，我是个意志薄弱的人：
我躺下仰望天空
思想开了小差
那是银河
1939年我被派到华中战区第37联队重机枪小队，长官不喜欢的家伙都会被调到重机枪队，因为背机枪是个苦活，虽然理论上有马匹驮，但实际上经常要靠人背。而且机枪兵是敌人的重要目标，伤亡率相当惊人。
我不是那种有奉献精神的士兵，长官最后把我们三个最废物的士兵轰出了重机枪队。我三个有一个是早稻田的大学生，他早早做了逃兵。另外一个山田君忧郁而悲伤，我们每天都在琢磨怎么开小差，最后能活着回日本的只有我一个。
老兵教给我们一些诀窍：怎么混进医院，怎么在训练营溜出去，怎么挑最轻的活干。我们从这个训练营混到另一个训练营，在被派往前线时耍滑头往别的训练营混，反正每次都能混三周不用上战场的日子。
战场是个古怪的地方，如果你掉队了，大部队并不会来找你，至少不会来找我这种最低阶的士兵。只要你部队的指挥部还在这个区域，你也能证明自己的身份，那么你就可以在这个战区的其它部队混吃混住不用打仗。
你每个月去自己部队报到一次就行，理由就说迷路了，战况危急等等，如果你不想参战只想混日子闲逛，这是唯一的办法。在中国闲逛的日子里我学到了很多，但如果你的部队调走了，其它部队就不收留你了：“你的部队不在华中了，快滚蛋！”
我属于第37联队3大队3中队3小队，都是排名最末的单位，我们肯定不是出色的士兵，但是我们这小队伤亡率是最低的，所以我们作战水平应该很出色（自嘲善于开小差）。
一个中队大约有180人，中国战场的伤亡率是1比6，每1个士兵阵亡会有6个士兵受伤。如果阵亡30人，那么这个中队理论就可以说被全歼了。我的中队就是这样被全歼的单位，但是我那会正在混医院。在中国作战这两年，我脱队期间所属部队被全歼的事情发生过两次，我问指挥官说是死了，我问任何一个人的名字，回答都是死了，但我还活着。
每支部队都有不喜欢当兵的人，这种人我一眼就能看出来。这种人会被安排进训练营，他们从训练营放出来的时候就像从监狱放出来的流氓。当某人被放出来时，我们就去给他开刑满释放派对，主要是沟通开小差经验。
有次我们出去喝酒忘记了归队时间，最后扒着军医的汽车混进了营房。士兵之间内斗也很凶，霸凌非常多见，被霸凌者往往会用手榴弹拼命。我们每人都手握杀人武器，内斗起来也不手软。但这种事情绝不见于报告，死伤者都会被登记为战死或失踪。
军队由各式各样的人组成，有些人可以友好相处有些则不能，也有卑鄙小人，但也有真诚的人，脾气随和的人会互相吸引聚在一起，这就是物以类聚。
在上海时我常常溜出去喝酒，到深夜两三点才回营，带给哨兵一瓶威士忌就能通行。有次我被警卫队长抓住痛骂了一顿，但是他还是拿走了我的威士忌把我放了。
像我这样的士兵根本不清楚为何而战，我们只是战争耗材。我想活下来想回家，不想在战场上拼死拼活，但是我也没有勇气参加反战活动，所以我很迷茫。我觉得被中国人打死或和自己人火并都很荒谬，明天是如此遥不可及，所以我在寄回国的明信片上写到：
当我闭上双眼
我能看到山谷中
流淌着血腥的红
这首诗被审查员抓出来了，他威胁要把我交给宪兵队，除非我把“血腥的红”改成“纯洁的血”，我能怎么办呢？只有照办。
我无法把自己和宏大的国家意志联系在一起，也无法从宏观看待战争，我可以描写战斗，但是根本无法描写战争。大东亚共荣对我来说太宏大了，我实在理解不了。军队里二十四五岁的军校毕业军官都是大麻烦，他们浑身上下都是大和魂，我总能找到机会开溜离他们远点。
1942年3月我到了菲律宾巴丹，我们属于后备部队，4月5日我们7人小组和六七十个美国人菲律宾人在丛林里相遇，我们面面相觑距离只有20米。只有我和机枪手滨野反对开枪，我不得不飞快地劝说其他人，我们也许可以打死对方六七个人，但是对方六七十人会把我们打成马蜂窝的。最终我们双方形成默契，各自走开没有开枪。
1942年6月我因伤退伍，成功活命回家。那个时代是强大的潮流，我被裹挟其中并无拒绝和同意的机会。如果你问我是否有战争责任？是的我对战争负有责任。我们入侵了别人的国家，在别人家里横插一脚，而且根本没得到任何许可。
铃木 后来成了著名诗人，在大阪艺术学院担任教授。要是每个日本兵都像他，这仗怕是打不成
#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