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波皮茨的观点，无论所处历史和社会环境如何，每一种权力现象都可以根据行为方式而被归入以下基本类别：行动权力（the power of action）、工具权力（instrumental power）、权威权力（authoritative power）和技术权力（technical power）。
行动权力（the power of action）指的是个人或群体做出伤害他人行为的能力。波皮茨认为，正如人类使用权力的历史所清晰呈现的那样，这是权力最直接的方式，同时也是最古老的方式。这种权力形式不仅仅包括纯粹的身体创伤，还包括对社会或经济造成的伤害。然而，行动权力不仅仅是具有破坏性的，它也具有维护和生产职能。任何希望保持社会及其相应的非暴力合作规则体系的人都会同意行动权力是不可缺少的。另外，当被用于摧毁已有社会秩序并建立新的社会秩序时，行动权力就发挥了生产职能。革命是这一职能的范例。在革命中，社会激进人士通过联合使用物质、社会和经济行动权力，摧毁原有权力机构，建立新的政权。
工具权力（instrumental power）是第二种权力形式，指的是通过可靠的威胁或承诺控制他人行为的能力。成功的威胁能够控制行为，因为其他人害怕造成威胁的一方有能力、有意愿做出对他们不利的行为。成功的承诺会对行为产生影响，因为提供承诺的人给其他人带来希望，让他们相信他/她的所作所为将对他们有利。 [4] 总而言之，拥有工具权力意味着拥有支配他人恐惧和希望的权力。 当然，这不需要建立在真实的权力基础上，也不必客观合理，只要对方认为他/她希望或害怕的行为将会发生就足够了。因此，工具权力既可以依赖于以假乱真的虚张声势，也可以依赖于损害或造福他人的真实潜力。工具权力总是依赖于进行威胁或给出承诺一方过往行为的记录。
威胁和承诺有两个常见的结构特征。第一，进行威胁和给出承诺的一方将所有接收方（addressees）的行为选项分为两类：服从和不服从。通过这个方式，接收方的选择被限制在这两个选项之中。不管其中一种选择是多么令人反感，只有当接收方在二者中进行自由选择的时候，他们才会面临工具权力。 [6] 第二，进行威胁和给出承诺的一方承担着双重角色，他们既是威胁或承诺的发出者，也是奖惩的潜在分发者，因此他们自己的行为与接收者未来的行为捆绑在一起。进行威胁和给出承诺的一方必须按照所宣称的那样对接收者采取行动，否则会丧失信誉和权力基础，即未来威胁和承诺的有效性。换言之，接收方可以迫使做出威胁和承诺的一方露出他们的真面目，转被动为主动。当被威胁者很可能会遵从当权者意愿时，采用威胁。但是，当接收者几乎不可能，或者至少是不确定是否会实现当权人的心愿时，就会采用承诺“如果你认为将会服从，那么就威胁！”和“如果你预计不会服从，那就承诺！”。
权威权力（authoritative power）是第三种权力形式，指的是利用他人对认可和引导的需求来掌控他人的能力。根据波皮茨的观点，人类不仅仅有模仿道德、学识、社交或精神楷模的倾向，还希望得到这些人的赞许。除此之外，权威权力所有者不需要持续地对服从对象使用权力。只要这些服从者不断地内化统治者的心愿、价值观和行动规则，不断地以统治者来鞭策自己，将统治者作为他们严格的裁判，这就足够了。
第四种权力形式是技术权力（technical power），这指的是通过干预或改变他人的自然和非自然居住条件来间接影响他人的能力。该权力形式的根源在于，人类天生具有目的性，并且会干预他们的环境。对应的权力行为可以分为三大类：改造（modifying）、生产（producing）和部署（employing）。改造强调的是对已有环境做出修改，例如，清理森林、拦河筑坝或围起牧场。生产指的是创造一个新物品，即人工制品。这类人工制品的工艺复杂程度各不相同且用途广泛，从简单的茅草屋到复杂的核能发电站，从长柄大锤到显微激光切割机。最后，部署指的是人工制品的精准运用，要么是为了参与有生命和无生命的环境，要么是为了生产其他人工制品。
行动权力（the power of action）指的是个人或群体做出伤害他人行为的能力。波皮茨认为，正如人类使用权力的历史所清晰呈现的那样，这是权力最直接的方式，同时也是最古老的方式。这种权力形式不仅仅包括纯粹的身体创伤，还包括对社会或经济造成的伤害。然而，行动权力不仅仅是具有破坏性的，它也具有维护和生产职能。任何希望保持社会及其相应的非暴力合作规则体系的人都会同意行动权力是不可缺少的。另外，当被用于摧毁已有社会秩序并建立新的社会秩序时，行动权力就发挥了生产职能。革命是这一职能的范例。在革命中，社会激进人士通过联合使用物质、社会和经济行动权力，摧毁原有权力机构，建立新的政权。
工具权力（instrumental power）是第二种权力形式，指的是通过可靠的威胁或承诺控制他人行为的能力。成功的威胁能够控制行为，因为其他人害怕造成威胁的一方有能力、有意愿做出对他们不利的行为。成功的承诺会对行为产生影响，因为提供承诺的人给其他人带来希望，让他们相信他/她的所作所为将对他们有利。 [4] 总而言之，拥有工具权力意味着拥有支配他人恐惧和希望的权力。 当然，这不需要建立在真实的权力基础上，也不必客观合理，只要对方认为他/她希望或害怕的行为将会发生就足够了。因此，工具权力既可以依赖于以假乱真的虚张声势，也可以依赖于损害或造福他人的真实潜力。工具权力总是依赖于进行威胁或给出承诺一方过往行为的记录。
威胁和承诺有两个常见的结构特征。第一，进行威胁和给出承诺的一方将所有接收方（addressees）的行为选项分为两类：服从和不服从。通过这个方式，接收方的选择被限制在这两个选项之中。不管其中一种选择是多么令人反感，只有当接收方在二者中进行自由选择的时候，他们才会面临工具权力。 [6] 第二，进行威胁和给出承诺的一方承担着双重角色，他们既是威胁或承诺的发出者，也是奖惩的潜在分发者，因此他们自己的行为与接收者未来的行为捆绑在一起。进行威胁和给出承诺的一方必须按照所宣称的那样对接收者采取行动，否则会丧失信誉和权力基础，即未来威胁和承诺的有效性。换言之，接收方可以迫使做出威胁和承诺的一方露出他们的真面目，转被动为主动。当被威胁者很可能会遵从当权者意愿时，采用威胁。但是，当接收者几乎不可能，或者至少是不确定是否会实现当权人的心愿时，就会采用承诺“如果你认为将会服从，那么就威胁！”和“如果你预计不会服从，那就承诺！”。
权威权力（authoritative power）是第三种权力形式，指的是利用他人对认可和引导的需求来掌控他人的能力。根据波皮茨的观点，人类不仅仅有模仿道德、学识、社交或精神楷模的倾向，还希望得到这些人的赞许。除此之外，权威权力所有者不需要持续地对服从对象使用权力。只要这些服从者不断地内化统治者的心愿、价值观和行动规则，不断地以统治者来鞭策自己，将统治者作为他们严格的裁判，这就足够了。
第四种权力形式是技术权力（technical power），这指的是通过干预或改变他人的自然和非自然居住条件来间接影响他人的能力。该权力形式的根源在于，人类天生具有目的性，并且会干预他们的环境。对应的权力行为可以分为三大类：改造（modifying）、生产（producing）和部署（employing）。改造强调的是对已有环境做出修改，例如，清理森林、拦河筑坝或围起牧场。生产指的是创造一个新物品，即人工制品。这类人工制品的工艺复杂程度各不相同且用途广泛，从简单的茅草屋到复杂的核能发电站，从长柄大锤到显微激光切割机。最后，部署指的是人工制品的精准运用，要么是为了参与有生命和无生命的环境，要么是为了生产其他人工制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