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這次成果起源于伍德羅·威爾遜中心“威權統治的轉型：民主在拉丁美洲與南歐的前景”專案，《威權統治的轉型》的三位共同作者邀請我做一個介紹。
在我有幸擔任中心主任的七年中，“轉型”是伍德羅·威爾遜中心拉丁美洲專案最重要的工作。所寫成一套四本的叢書對一個學術上及政治上無比重要的主題作出了重大貢獻。我希望能點出這些重要之處，一些優點，還有一些仍需努力的地方。
伍德羅·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是在1968年由美國國會作為一個“活著的紀念”而立法成立的，是為了紀念美國歷史上的第二十任總統，他的理想主義，他對民主的犧牲奉獻，他的學術成就和政治領導，還有他的國際視野，也為了紀念他對於拉丁美洲與加勒比海地區的干預主義態度與行為。本中心支持各國學者與從業人員對國內與國際事務開拓性與系統性的研究討論。本中心希望能夠將學術與公共事務連接起來，就像伍德羅·威爾遜本人所作的一樣。
拉丁美洲項目早於1977年就成立了，以便能夠在中心的框架內研究西半球事務。拉美項目自始便嘗試成為一座北美與拉美不同背景研究者之間的橋樑，以中心獨特的人際網路為基礎來做比較研究，追求最高標準的學術成就，專注于適合共同合作的重要主題，以及説明美國與拉美的意見領袖們更深入、更敏銳地理解拉美、加勒比海地區、以及它們與美國的關係。
無論從事什麼樣的工作，拉美專案始終致力於確保多樣性的觀點——來自擁有不同國籍，職業，領域，方法，與政治立場的人們——能夠並存，並且透過不同視角的交流來呈現複雜的問題。但是中心的走向從來不是價值中立的；雖在許多事情上意見不盡一致，中心一直以來追求的是同樣地尊重學術社群並且促進共用所有美洲國家核心價值的人們之間的交流。中心追求多樣性，而不是人工的平衡。比如說，中心向被阿根廷與古巴被流放的作家們頒發研究資金，但從不邀請那些審查言論的人。中心曾多次資助針對人權的不同觀點的研究，但從來不是出發自壓迫者的觀點。此外，中心是帶著很明顯的對民主制度、以及對在拉美恢復政治參與的偏好來資助“威權統治的轉型”的。
由拉美專案九人學術委員會中的兩位，吉列爾莫·奧唐奈（當時在布伊諾埃裡斯的CEDES）與菲力浦· C. ·施密特（當時在芝加哥大學）提議，加上委員會主席亞伯特·賀須曼與成員費南德·亨利·卡多索的熱情鼓勵與支持，“轉型”專案于1979年成立了。我在專案的第一階段擔任協調者。隨著項目的不斷進行，我們開始考慮添加一位能夠常駐中心的成員。很幸運地，我們邀請到了任教于牛津大學、曾是伍德羅威爾遜中心成員的勞倫斯．懷海德。加入之後他便開始與奧唐奈和施密特密切合作，並最終成為系列書籍的共同編輯者。
“轉型”項目在幾個方面展示了伍德羅威爾遜中心的願景：
本項目成員皆為公認的拉丁美洲、美國、與歐洲的學術威權。
本專案吸引了來自三個大陸的第一流學者的參與，並鼓勵他們在一系列有組織、相互關聯的討論與會議中互相合作。
本專案著重比較分析，並且從一個更廣闊的視角來分析拉丁美洲，以此加強理解。
在多次研討會中，除了學者之外，更採用了經驗豐富的前任拉美與美國官員的觀點。
本專案的研究成果已經透過在華盛頓舉行的研討會向各領域的意見領袖傳達。
本專案成功地維持了一個在規範性理論、野心、研究走向、與實證方法之間的創造性張力。本專案的指導精神，如同我在第一次會議所說的一樣，從來不是一廂情願的盲目追求，而是一種深思熟慮之後的許願；亦即，是以一種嚴謹而細膩的規範性方法作為指引的。
最後，本專案傳達了一個中心主任——詹姆斯．比爾頓博士經常強調的重點：與其對瑣碎問題作出確定的回答，不如尋找對於根本問題的暫時性答案。所有的項目成員都知道本叢書沒有完全解決在民主轉型中所包含的各種複雜問題，但是他們對於自己所作出的貢獻也都非常滿意。
威權統治的轉型
很明顯地，只有從未涉入本書的編寫與創作的人，能夠為本書的內容提供客觀的評價。在這裡，我願意提供幾點意見，關於我為什麼認為《威權統治的轉型》很重要。
在任何語言中，這是第一本系統性使用比較方法研究轉型過程的叢書，將轉型視為學術上的中心問題，就如同今日的拉丁美洲政治中一樣。
本書對於在轉型之後建立民主或多頭政治的分析方法與規範性視角提供了一個不只是對學者，而且對政治參與者同樣有價值的視角。
本書對拉美與南歐的比較，還有對轉型自官僚威權主義、軍事民粹主義、蘇丹式專制統治的例子納入了多種不同的變數。
《威權統治的轉型》一書充滿細膩而深刻的分析，而且每一個例子都是由權威的學者所寫。雖然研究方法、角度、寫作風格有所不同，但他們之間共用的一些假設使本書顯得流暢而不突兀。本書充滿著微妙而又複雜的細節，還有對於悖論的敏銳捕捉。
在本書中，所有的威權統治都是獨一無二的。沒有任何一個政權、也沒有任何一個推動民主化的力量被當作是單一的。我們仔細區分了“民主制度”與“多頭統治/多元民主”；“民主化”與“自由化”；“轉型”與“鞏固”；“強硬派”與“溫和派”以及威權主義聯盟中的妥協派，還有自由化(abertura)陣營中的“極端主義者”、“穩健派”、以及“機會主義者”。
在幾個不同例子中，有些重點需要特別提起。這些例子表明，雖然直接的與間接的外國勢力可以改變或影響轉型的方向，但最主要的參與者與最大的影響力都來自國內。它們展示了制度在緩和局勢與正當化政治論述中的重要性。他們展示了少數個人的政治領導力與判斷力在歷史複雜過程中的關鍵重要性。它們一次又一次地點出了時機的重要性，長時間互動過程的複雜性，轉型在什麼情況下會產生意想不到的驚喜，還有一些有些諷刺又有些矛盾的結果。
總而言之，這些事例分析了每一個國家獨特卻又在某些角度十分類似的歷史事件是如何改變與塑造政治轉型的，曾經的民主制度是如何解體的，威權統治的本質與時間長短，威權體制用以獲得正當性/法統與面對挑戰的手段，試驗性自由化政策的起源與時機，體制內精英的安全感與自信還有開明派的信心與能力，財務支持的有無，局外人的諮詢，以及為特定轉型方向提供正當性/法統的國際潮流。
眼前的任務
我不想一直把讀者耽擱在這裡。就像所有作者一樣，我必須承認本書的目標尚未完成，仍有很多事情需要努力。轉型的例子仍然非常少，而且每一個都應該要更細膩與持久的分析。只有成功鞏固的轉型才是有意義的，但是制度鞏固的過程，本應特別分開討論的，在本書中卻很少被考慮到。在分析那些允許自由化而且還加以推動的政權所面對的敏感抉擇與困境的時候，我們需要用分析反對派在推動自由化時候面對的敏感抉擇與困境同樣的態度來對待。某些分析框架——比如說，強硬派(duros)與溫和派(blandos)的分類——需要更加具體與深入。
這些問題都必須解決。毫無疑問，《威權統治的轉型》的作者與編輯們會繼續領導更深入的研究。他們中的某一些，會是帶頭建立民主制度的領袖。他們，還有一些其他人，會比本書更加投入；而他們也因本書而擁有一個堅固的基礎。
https://book.douban.com/reading/17881205/
在我有幸擔任中心主任的七年中，“轉型”是伍德羅·威爾遜中心拉丁美洲專案最重要的工作。所寫成一套四本的叢書對一個學術上及政治上無比重要的主題作出了重大貢獻。我希望能點出這些重要之處，一些優點，還有一些仍需努力的地方。
伍德羅·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是在1968年由美國國會作為一個“活著的紀念”而立法成立的，是為了紀念美國歷史上的第二十任總統，他的理想主義，他對民主的犧牲奉獻，他的學術成就和政治領導，還有他的國際視野，也為了紀念他對於拉丁美洲與加勒比海地區的干預主義態度與行為。本中心支持各國學者與從業人員對國內與國際事務開拓性與系統性的研究討論。本中心希望能夠將學術與公共事務連接起來，就像伍德羅·威爾遜本人所作的一樣。
拉丁美洲項目早於1977年就成立了，以便能夠在中心的框架內研究西半球事務。拉美項目自始便嘗試成為一座北美與拉美不同背景研究者之間的橋樑，以中心獨特的人際網路為基礎來做比較研究，追求最高標準的學術成就，專注于適合共同合作的重要主題，以及説明美國與拉美的意見領袖們更深入、更敏銳地理解拉美、加勒比海地區、以及它們與美國的關係。
無論從事什麼樣的工作，拉美專案始終致力於確保多樣性的觀點——來自擁有不同國籍，職業，領域，方法，與政治立場的人們——能夠並存，並且透過不同視角的交流來呈現複雜的問題。但是中心的走向從來不是價值中立的；雖在許多事情上意見不盡一致，中心一直以來追求的是同樣地尊重學術社群並且促進共用所有美洲國家核心價值的人們之間的交流。中心追求多樣性，而不是人工的平衡。比如說，中心向被阿根廷與古巴被流放的作家們頒發研究資金，但從不邀請那些審查言論的人。中心曾多次資助針對人權的不同觀點的研究，但從來不是出發自壓迫者的觀點。此外，中心是帶著很明顯的對民主制度、以及對在拉美恢復政治參與的偏好來資助“威權統治的轉型”的。
由拉美專案九人學術委員會中的兩位，吉列爾莫·奧唐奈（當時在布伊諾埃裡斯的CEDES）與菲力浦· C. ·施密特（當時在芝加哥大學）提議，加上委員會主席亞伯特·賀須曼與成員費南德·亨利·卡多索的熱情鼓勵與支持，“轉型”專案于1979年成立了。我在專案的第一階段擔任協調者。隨著項目的不斷進行，我們開始考慮添加一位能夠常駐中心的成員。很幸運地，我們邀請到了任教于牛津大學、曾是伍德羅威爾遜中心成員的勞倫斯．懷海德。加入之後他便開始與奧唐奈和施密特密切合作，並最終成為系列書籍的共同編輯者。
“轉型”項目在幾個方面展示了伍德羅威爾遜中心的願景：
本項目成員皆為公認的拉丁美洲、美國、與歐洲的學術威權。
本專案吸引了來自三個大陸的第一流學者的參與，並鼓勵他們在一系列有組織、相互關聯的討論與會議中互相合作。
本專案著重比較分析，並且從一個更廣闊的視角來分析拉丁美洲，以此加強理解。
在多次研討會中，除了學者之外，更採用了經驗豐富的前任拉美與美國官員的觀點。
本專案的研究成果已經透過在華盛頓舉行的研討會向各領域的意見領袖傳達。
本專案成功地維持了一個在規範性理論、野心、研究走向、與實證方法之間的創造性張力。本專案的指導精神，如同我在第一次會議所說的一樣，從來不是一廂情願的盲目追求，而是一種深思熟慮之後的許願；亦即，是以一種嚴謹而細膩的規範性方法作為指引的。
最後，本專案傳達了一個中心主任——詹姆斯．比爾頓博士經常強調的重點：與其對瑣碎問題作出確定的回答，不如尋找對於根本問題的暫時性答案。所有的項目成員都知道本叢書沒有完全解決在民主轉型中所包含的各種複雜問題，但是他們對於自己所作出的貢獻也都非常滿意。
威權統治的轉型
很明顯地，只有從未涉入本書的編寫與創作的人，能夠為本書的內容提供客觀的評價。在這裡，我願意提供幾點意見，關於我為什麼認為《威權統治的轉型》很重要。
在任何語言中，這是第一本系統性使用比較方法研究轉型過程的叢書，將轉型視為學術上的中心問題，就如同今日的拉丁美洲政治中一樣。
本書對於在轉型之後建立民主或多頭政治的分析方法與規範性視角提供了一個不只是對學者，而且對政治參與者同樣有價值的視角。
本書對拉美與南歐的比較，還有對轉型自官僚威權主義、軍事民粹主義、蘇丹式專制統治的例子納入了多種不同的變數。
《威權統治的轉型》一書充滿細膩而深刻的分析，而且每一個例子都是由權威的學者所寫。雖然研究方法、角度、寫作風格有所不同，但他們之間共用的一些假設使本書顯得流暢而不突兀。本書充滿著微妙而又複雜的細節，還有對於悖論的敏銳捕捉。
在本書中，所有的威權統治都是獨一無二的。沒有任何一個政權、也沒有任何一個推動民主化的力量被當作是單一的。我們仔細區分了“民主制度”與“多頭統治/多元民主”；“民主化”與“自由化”；“轉型”與“鞏固”；“強硬派”與“溫和派”以及威權主義聯盟中的妥協派，還有自由化(abertura)陣營中的“極端主義者”、“穩健派”、以及“機會主義者”。
在幾個不同例子中，有些重點需要特別提起。這些例子表明，雖然直接的與間接的外國勢力可以改變或影響轉型的方向，但最主要的參與者與最大的影響力都來自國內。它們展示了制度在緩和局勢與正當化政治論述中的重要性。他們展示了少數個人的政治領導力與判斷力在歷史複雜過程中的關鍵重要性。它們一次又一次地點出了時機的重要性，長時間互動過程的複雜性，轉型在什麼情況下會產生意想不到的驚喜，還有一些有些諷刺又有些矛盾的結果。
總而言之，這些事例分析了每一個國家獨特卻又在某些角度十分類似的歷史事件是如何改變與塑造政治轉型的，曾經的民主制度是如何解體的，威權統治的本質與時間長短，威權體制用以獲得正當性/法統與面對挑戰的手段，試驗性自由化政策的起源與時機，體制內精英的安全感與自信還有開明派的信心與能力，財務支持的有無，局外人的諮詢，以及為特定轉型方向提供正當性/法統的國際潮流。
眼前的任務
我不想一直把讀者耽擱在這裡。就像所有作者一樣，我必須承認本書的目標尚未完成，仍有很多事情需要努力。轉型的例子仍然非常少，而且每一個都應該要更細膩與持久的分析。只有成功鞏固的轉型才是有意義的，但是制度鞏固的過程，本應特別分開討論的，在本書中卻很少被考慮到。在分析那些允許自由化而且還加以推動的政權所面對的敏感抉擇與困境的時候，我們需要用分析反對派在推動自由化時候面對的敏感抉擇與困境同樣的態度來對待。某些分析框架——比如說，強硬派(duros)與溫和派(blandos)的分類——需要更加具體與深入。
這些問題都必須解決。毫無疑問，《威權統治的轉型》的作者與編輯們會繼續領導更深入的研究。他們中的某一些，會是帶頭建立民主制度的領袖。他們，還有一些其他人，會比本書更加投入；而他們也因本書而擁有一個堅固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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