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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五通神信仰的复杂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宗教文化中,对神灵世界的通俗化解读可以十分灵活。神灵在道德层面的模棱两可显得尤为显眼。祝福和灾祸来自同一个源头,且人们借助神灵之力既可行善也可作恶。许多神通广大、品性完美的神祇都有着邪魔的出身,他们后来被迫加入了善的一方。魔的皈依是佛教神话中的一个永恒主题(最夸张的例子或许就是育有众多子女但喜食小儿的鬼子母的传说),它同时也是道教神学中的中心主题,真武和五显的成神过程都可以证实此点。赵公明的经历也体现了这种皈依过程:初始身份为一只疫鬼的他先是被改造为正直的伏魔神将,然后成了对作恶者降下惩罚性疫病的五瘟使者之首,最后又化身为武财神。但是,并非所有妖魔鬼怪都能被驯化、改造。比如说山魈就始终是处于文明边缘的他者,他们与人类的接触只会导致灾难与不幸的发生。
五通神的邪性源自山魈传说,到宋朝初年,这些传说在中国东南地区已经广为流传。与其他形成于这个时期的信仰不同,五通神信仰的源头既不是对死者的敬奉,也不是宗教正典,而是人们对异土、荒郊、野林以及夜间喧闹的恐惧与担忧。人们对这些未知之境认识十分模糊,却能明显感知其间的凶险。五通神在10世纪成了从疫病中解救婺源百姓的佛教圣徒,该事件在五通神从邪恶精怪到尊贵神祇的转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婺源和江东的其他州县激烈地争夺对这位善神身份的五通的所有权,且尽管五通神同这些地方没有私交或历史关联,但当地居民还是接受了他的土地神身份。朝廷对婺源五通神信仰的认可无疑激发了民间对五通神的信任,同时婺源成了南宋时期的一大主要朝拜圣地,五通的威名因此逐渐扩散至偏远的州县。受戒僧人与受箓道士迅速估量了五通神的名望,把对他的祭拜归入自己教派的宗教实践,并同时将他重新塑造成佛教恩典或道教美德的化身。
尽管在塑造更加正直向上的五通形象一事上,官府和僧道人士付出了诸多努力,但五通神邪恶的一面一直未曾消失。实际上,随着五通在明朝末年成为江南的掌财之神,他身上的邪神特质和难以餍足的财色之欲变得比以往更加显眼。神威赫赫、宽宏大量的五显神高坐于苏杭等市的大庙接受香火供奉;与此同时,以未经悔改的五通神为祭拜对象的小型祠庙遍及城镇的偏僻小巷和广大乡村地区,将这位邪神之像置于家中壁龛的人家也不计其数。这位五通是属于巫觋的神祇。在这些巫觋中,最为显眼的是被五通神盯上的那些妇人,她们曾在梦中与之交合,并因此获得了接近五通的优先权。和法师一样,这些巫接受的是私人委托,而非服务于地方社会整体。但施行劾鬼克妖之术的法师之威高于邪灵,而巫却不具备这种威仪。他们是五通跟前卑微的祈求者,视五通为主,并同时试图讨好这位神祇。
五通神的邪恶特性展现了在面对神灵时普通人的惊惶恐惧之情。在凡间犯下的罪孽会招致天谴这个理念贯穿了帝制时期的宗教文化,一切宗教行为的首要动机都是为自己或已故的祖先赎偿罪孽及减轻往生之后的惩罚。另外,尘世间生活着无数的邪灵,神明有时也会将妖兵鬼将纳入麾下,委托他们执行惩罚。民间的医者和巫觋提供了多种法术以驱赶邪灵、安抚不满的先祖、获取神灵襄助,然而与神灵世界的交易仍然充满了不确定性。就五通神信仰的兴起而言,对其怨怒的恐惧和对于神助的渴望发挥了同等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