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是对违反道德规范或礼制者的惩罚的理念，至少可以追溯到商王朝。但在战国和汉朝的思想学说中占据支配地位的关联性宇宙论，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个体存在的起因和现状，转而强调统治者在维系宇宙和谐中扮演的至高无上的角色。“天象异动”作为一种凶兆会对所有帝国子民造成影响，因此统治者和他的臣子对此格外关注。汉末的新兴宗教运动却反其道而行，将天谴的发生从宏观的帝国层面转移到了微观的个体层面。被天师道和太平道推崇为神启之作的《太平经》谴责了世风的堕落，并同时构想了一个改良社会的图景，在这个图景中每个个体都通过完成自己的使命促成和平与秩序的维系。因此，《太平经》为每个个体都分配了道德责任，这种道德责任在正统政治哲学思想中是基本不存在的。一旦个体对自己的行为担起责任，统治者就可实现《道德经》大加称颂的无为而治政治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