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及其逻辑
常量，我们指的是那些极其难以改变的因素，是稳定、跨文化的原则或者个别社会根深蒂固的行为方式。这包含了基本经济规律，例如，高需求、低供应造成价格上涨，还包括了权力普遍准则和人类学常量，例如人类脆弱性等。
另外，常量还涵盖了社会的宪法和程序规范，战略在其中实施。这包括政治和公民权利，选举体系，横向和纵向权力分立形式，欧盟或英联邦等跨国家机构的参与。这些规范描述了政治权力竞赛的正式规则，为战略权力资源的合法使用划定了界线。需要提醒的是，这些规则不是普遍适用的，它们依历史而变，可以由人类改变或废除。不过，重要的是，它们不仅受到极其苛刻的程序障碍的保护，例如美国众、参两院以及德国议会的三分之二多数原则，还受到各自政治实践中根深蒂固的元素的保护。因此，战略鲜少针对或宪法和程序性规范（或它们的修改），而是在这些规范所划定的范围内运作。
以下观点是可以推广的：战略构成的常量因其长久性和几乎不存在的可变性而成为影响因子，在战略中要认真对待，但通常而言，它们不是战略目标。这个观点所带来的实际影响，首先是权力行为体必须了解哪些常量与他们的战略目标有关，而哪些是无关的。其次，他们必须清楚哪些常量对理想的因果路径造成影响，它们之间存在什么样的相互关系。最后，实际上没有必要在战略实施和控制期间对常量进行观察和评估，因为在预估中，它们将是稳定的。一旦你已经确定了战略中的所有常量，并且在目标-手段-环境计算中考虑了它们，你就可以在剩下的时间里专注于战略变量了。
战略变量包括所有明显将会发生改变的因素，无论这种改变是蓄意造成或自然事件导致的，还是未经协调的集体行为所造成的非故意后果。
第一，战略变量直接与战略制定者本人的战略能力和战略目标相关。显然，行为体在战略制定时必须对他们本身的能力进行考量，切实地对其进行评估，如有需要，进行补充。如果你拥有强大的网络和传递技能，但是缺乏名声，也没有强大的资金能力，那么你最好要么寻找一个合适的盟友，要么增强本人在这些方面的能力。将战略目标视为变量，这意味着就其能力和资源而言，战略制定必须反映行为者的目标是否切合实际，或者这些目标是否需要调整甚至放弃。传统的问题有：在不放弃我的调节能力，也就是保持自身真诚的情况下，我究竟能否实现目标？我是否有足够的组织技能以便在长时间跨度内实现复杂的目标？还是我需要专注于一个较为简单的短期目标？我的目标的实现对于维持现有同盟而言是利还是弊？我的目标x是否与目标y相互冲突？如果是的话，应该优先哪个？这只是简短的举例，这样的问题还有很多。
第二，我们能够概括出所有影响政治联盟的因素。它们是：伙伴的数量、战略技能和目标。显然，制定战略的行为体只能间接影响这些变量，但是这些变量却与本身的目标发展和相应的手段选择直接相关。正如我们已经在讨论网络能力时提到的那样，政治联盟的数量和质量之间的关系对于战略计算而言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伙伴的目标和偏好也是具有决定意义的。
第三类战略变量包括政治对手的数量、战略能力和目标。所有这些都对战略计算造成极大的影响，无论就目标定义还是战略和联盟伙伴的选择而言。如果你的竞争对手拥有与你正好相反的战略目标，并且他们比你拥有更强大的战略能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毫无疑问，你最好调整你的目标，并且将一些对手转变为盟友。
第四种，同时也是最后一种变量包括所有那些构成战略制定和实施的环境的所有可变因素，因此无法归入前三类。接下来，我们将讨论环境变量。 本节覆盖的领域有公众舆论、国家和国际宏观经济发展（战争、改革、和平协定），自然现象和技术灾难（洪水、干旱、核灾难），上述提到的未经协调的集体行为所造成的影响（房地产市场崩溃、经济衰退、大萧条、大规模恐慌）和技术创新（印刷机、火药、因特网）。所有这些因素既能对战略成功造成积极影响，也能造成消极影响，但是除了公众舆论有些许例外，普遍而言，它们几乎都是不可预测的，也是很难影响的。例如，在2011年，日本福岛反应堆的损毁被证明是反核运动成功的战略转折点。受到这一严重事件的影响，在几周时间内，德国本已占比很小的核能支持者比例从34%降至26%，而反核力量比例从64%增加至72%。 这样一来，政治环境发生了改变，将弃用核能和能源转型作为战略目标来实施将很有可能得到公众支持。
考虑到环境变量的可预测性较低且很难影响它们，加上它们能产生较大的影响力，可以得出两个用于计算的战略原则：利用（exploit）和武装（arm）。一方面，成功的计算必须足够灵活，以便确定无法预见的环境变量，并将其作为战略机遇进行利用，例如之前提到的福岛核电站损毁。另一方面，成功的计算必须具有可预测性，足够稳健，以便规避或至少降低环境变量所带来的风险。
常量，我们指的是那些极其难以改变的因素，是稳定、跨文化的原则或者个别社会根深蒂固的行为方式。这包含了基本经济规律，例如，高需求、低供应造成价格上涨，还包括了权力普遍准则和人类学常量，例如人类脆弱性等。
另外，常量还涵盖了社会的宪法和程序规范，战略在其中实施。这包括政治和公民权利，选举体系，横向和纵向权力分立形式，欧盟或英联邦等跨国家机构的参与。这些规范描述了政治权力竞赛的正式规则，为战略权力资源的合法使用划定了界线。需要提醒的是，这些规则不是普遍适用的，它们依历史而变，可以由人类改变或废除。不过，重要的是，它们不仅受到极其苛刻的程序障碍的保护，例如美国众、参两院以及德国议会的三分之二多数原则，还受到各自政治实践中根深蒂固的元素的保护。因此，战略鲜少针对或宪法和程序性规范（或它们的修改），而是在这些规范所划定的范围内运作。
以下观点是可以推广的：战略构成的常量因其长久性和几乎不存在的可变性而成为影响因子，在战略中要认真对待，但通常而言，它们不是战略目标。这个观点所带来的实际影响，首先是权力行为体必须了解哪些常量与他们的战略目标有关，而哪些是无关的。其次，他们必须清楚哪些常量对理想的因果路径造成影响，它们之间存在什么样的相互关系。最后，实际上没有必要在战略实施和控制期间对常量进行观察和评估，因为在预估中，它们将是稳定的。一旦你已经确定了战略中的所有常量，并且在目标-手段-环境计算中考虑了它们，你就可以在剩下的时间里专注于战略变量了。
战略变量包括所有明显将会发生改变的因素，无论这种改变是蓄意造成或自然事件导致的，还是未经协调的集体行为所造成的非故意后果。
第一，战略变量直接与战略制定者本人的战略能力和战略目标相关。显然，行为体在战略制定时必须对他们本身的能力进行考量，切实地对其进行评估，如有需要，进行补充。如果你拥有强大的网络和传递技能，但是缺乏名声，也没有强大的资金能力，那么你最好要么寻找一个合适的盟友，要么增强本人在这些方面的能力。将战略目标视为变量，这意味着就其能力和资源而言，战略制定必须反映行为者的目标是否切合实际，或者这些目标是否需要调整甚至放弃。传统的问题有：在不放弃我的调节能力，也就是保持自身真诚的情况下，我究竟能否实现目标？我是否有足够的组织技能以便在长时间跨度内实现复杂的目标？还是我需要专注于一个较为简单的短期目标？我的目标的实现对于维持现有同盟而言是利还是弊？我的目标x是否与目标y相互冲突？如果是的话，应该优先哪个？这只是简短的举例，这样的问题还有很多。
第二，我们能够概括出所有影响政治联盟的因素。它们是：伙伴的数量、战略技能和目标。显然，制定战略的行为体只能间接影响这些变量，但是这些变量却与本身的目标发展和相应的手段选择直接相关。正如我们已经在讨论网络能力时提到的那样，政治联盟的数量和质量之间的关系对于战略计算而言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伙伴的目标和偏好也是具有决定意义的。
第三类战略变量包括政治对手的数量、战略能力和目标。所有这些都对战略计算造成极大的影响，无论就目标定义还是战略和联盟伙伴的选择而言。如果你的竞争对手拥有与你正好相反的战略目标，并且他们比你拥有更强大的战略能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毫无疑问，你最好调整你的目标，并且将一些对手转变为盟友。
第四种，同时也是最后一种变量包括所有那些构成战略制定和实施的环境的所有可变因素，因此无法归入前三类。接下来，我们将讨论环境变量。 本节覆盖的领域有公众舆论、国家和国际宏观经济发展（战争、改革、和平协定），自然现象和技术灾难（洪水、干旱、核灾难），上述提到的未经协调的集体行为所造成的影响（房地产市场崩溃、经济衰退、大萧条、大规模恐慌）和技术创新（印刷机、火药、因特网）。所有这些因素既能对战略成功造成积极影响，也能造成消极影响，但是除了公众舆论有些许例外，普遍而言，它们几乎都是不可预测的，也是很难影响的。例如，在2011年，日本福岛反应堆的损毁被证明是反核运动成功的战略转折点。受到这一严重事件的影响，在几周时间内，德国本已占比很小的核能支持者比例从34%降至26%，而反核力量比例从64%增加至72%。 这样一来，政治环境发生了改变，将弃用核能和能源转型作为战略目标来实施将很有可能得到公众支持。
考虑到环境变量的可预测性较低且很难影响它们，加上它们能产生较大的影响力，可以得出两个用于计算的战略原则：利用（exploit）和武装（arm）。一方面，成功的计算必须足够灵活，以便确定无法预见的环境变量，并将其作为战略机遇进行利用，例如之前提到的福岛核电站损毁。另一方面，成功的计算必须具有可预测性，足够稳健，以便规避或至少降低环境变量所带来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