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On Nineteen Eighty-Four: Orwell and Our Future”
人們一度認為，隨著1984年的出現與消失，George Orwell 的小說《1984》的相關性也隨之消失。這種觀點總是基於一個簡單但深刻的錯誤 。 1984年對Orwell 來說沒有甚麼意義。這只是他寫小說的年份——1948——最後兩位數字的顛倒。因此，他從未將日曆的標題縮寫為「 1984 」：從一開始，這就是美國出版商的做法（值得稱讚的是，目前的出版商並非如此）。 《 1984 》過去和現在都是一部（政治）小說，而不是一部預言作品或社會科學意義上的「未來學」作品。 1984 年這個日期無關緊要，這就是為甚麼Orwell 的小說繼續讓這麼多人著迷和刺激，在那個令人分心的日期過去之後更是如此。
本書就是這種情況，它是 1999 年芝加哥大學法學院慶祝Orwell 小說出版五十週年會議的成果。編輯們指出，《1984》自出版以來一直以英文版印刷，並且幾乎已被翻譯成歐洲和亞洲的所有語言，因此評論道：「它一定是世界歷史上閱讀最廣泛的書籍之一」（ p 1 ）。本書中沒有一個編輯或撰稿人是Orwell 的專家，相對於 Homi Bhaba、Elaine Scarry 和Margaret Drabble 算是文學專家外。大多數是律師、哲學家、經濟學家、心理學家和科學家。這種多樣性本身就正正證明了《1984》所涉及的無數層次/層面。無論他們如何評價Orwell 成功地描繪了他的恐懼和擔憂，所有人都同意這部小說繼續以一種特別挑釁性的方式提出了我們這個時代許多最緊迫的問題 ：監視和隱私；極權主義的機制；語言和真理；技術的使用和濫用；酷刑和殘忍行為；以及性的政治。Orwell 確實在這部小說中傾注了他一生中關心的大部分事情，以及他在散文和其他著作（當然包括《動物農場》）中大量寫下的內容。一個結果是這部小說作為藝術作品的不平衡性，它幾乎過於擁擠、過多地充滿了緊迫的關注（ Orwell 在寫作時身患重病，實際上是致命的，這當然是另一個原因）。但這也意味著這部小說不僅僅是作為一部小說、作為一件文學作品而有趣。作為一部思想小說，它提出了各個領域的專家所處理的普遍問題 —— 一個很好的例子是哲學家Richard Rorty在他的 “Contingency, Irony, and Solidarity（1989）”中對Orwell 苛刻的討論。 編輯們表示，不邀請「公認的Orwell 學者」也不尋求「小說的標準文學處理方式」（ p 2 ）的決定是經過深思熟慮的；雖然並非所有研究Orwell 的學者都是文學專家，但邀請如此一羣來自不同領域的傑出思想家來反思Orwell 的言論無疑是有用而有的向他們講述自己的擔憂。
1999美國仍處於後冷戰時代，但經歷2001年911襲擊，美國政府亦改變了政治策略，重心由「冷戰」移至「反恐」。Orwell 時代想像的未來圖象，是看得見的超級大國之間政治和意識形態角力，而911後的世界，政權面對的是難以看見、卻又似是無所不在的「恐佈分子」。然而，當時一些知識人認為，美國仍沿用冷戰思維去面對所謂的「新型戰爭」（America’s New War）（ p 3 ），無處不在的「敵人」，使美國處於無休止的戰爭狀態。這種崩緊的狀態，在當時的編者Abbott Gleason和Martha Nussbaum看來，與Orwell 描劃的未來世界狀況，尤其是書中人物經歷的政治心理，多有不謀而合之處。這在芝加哥一定是一場激動人心的會議。最終的成果同樣生動，但缺乏現場演示所必需的討論和交流，不可避免地有些碎片化和不確定。在這些文章中，Orwell 是討論撰稿人碰巧有的任何特殊興趣的起點，無論是酷刑的使用還是語言的變形。因此，Edward Herman 在 “From Ingsoc and Newspeak to Amcap, Amerigood,
and Marketspeak”中，給出了當代美國的一些精彩例子——不僅僅是眾所周知的“附帶損害”，指的是在軍事行動中殺害無辜平民，而且（與Ingsoc、doublethink 和doublespeak 類似） ）Herman 稱之為 Amcap、Amerigood 和 Marketspeak。他舉的例子包括一些離奇的事件，例如美國先支持塔利班對抗蘇聯支持的阿富汗政府，然後發現他們必須驅逐塔利班；同樣，他們支持Saddam Hussein對抗伊朗，但當他們意識到自己養育了一個怪物時，他們又轉而反對他。從Philip Zimbardo那裏（Mind Control in Orwell’s Nineteen Eighty-Four: Fictional Concepts Become Operational Realities in Jim Jones’s Jungle Experiment），我們了解到人民聖殿教 People's Temple的Jim Jones直接從他最喜歡的書之一《1984》中學到了精神控制技術。Abbott Gleason （Puritanism and Power Politics during the Cold War: George Orwell and Historical Objectivity）對Orwell 對極權主義「現實控制」的恐懼進行了深思熟慮且寫得很好的描述，包括他擔心自己有一天也會屈服於它。Homi Bhabha （Doublespeak and the Minority of One）對Orwell 對真理與現實的「對話」過程的理解進行了典型的微妙反思，表明Winston需要O'Brien作為對手，以維持他如此拼命堅持的真理立場。Margaret Drabble（Of Beasts and Men: Orwell on Beastliness）認為，Orwell發現對野獸比對人類更容易感到憐憫 ，並將這一見解與Orwell 自己作為「母親不愛的孩子」的自我憎恨感聯繫起來（ p47 ）。因此，她認為《動物農莊》裡的溫柔和同情心比《 1984》多得多。
人們一度認為，隨著1984年的出現與消失，George Orwell 的小說《1984》的相關性也隨之消失。這種觀點總是基於一個簡單但深刻的錯誤 。 1984年對Orwell 來說沒有甚麼意義。這只是他寫小說的年份——1948——最後兩位數字的顛倒。因此，他從未將日曆的標題縮寫為「 1984 」：從一開始，這就是美國出版商的做法（值得稱讚的是，目前的出版商並非如此）。 《 1984 》過去和現在都是一部（政治）小說，而不是一部預言作品或社會科學意義上的「未來學」作品。 1984 年這個日期無關緊要，這就是為甚麼Orwell 的小說繼續讓這麼多人著迷和刺激，在那個令人分心的日期過去之後更是如此。
本書就是這種情況，它是 1999 年芝加哥大學法學院慶祝Orwell 小說出版五十週年會議的成果。編輯們指出，《1984》自出版以來一直以英文版印刷，並且幾乎已被翻譯成歐洲和亞洲的所有語言，因此評論道：「它一定是世界歷史上閱讀最廣泛的書籍之一」（ p 1 ）。本書中沒有一個編輯或撰稿人是Orwell 的專家，相對於 Homi Bhaba、Elaine Scarry 和Margaret Drabble 算是文學專家外。大多數是律師、哲學家、經濟學家、心理學家和科學家。這種多樣性本身就正正證明了《1984》所涉及的無數層次/層面。無論他們如何評價Orwell 成功地描繪了他的恐懼和擔憂，所有人都同意這部小說繼續以一種特別挑釁性的方式提出了我們這個時代許多最緊迫的問題 ：監視和隱私；極權主義的機制；語言和真理；技術的使用和濫用；酷刑和殘忍行為；以及性的政治。Orwell 確實在這部小說中傾注了他一生中關心的大部分事情，以及他在散文和其他著作（當然包括《動物農場》）中大量寫下的內容。一個結果是這部小說作為藝術作品的不平衡性，它幾乎過於擁擠、過多地充滿了緊迫的關注（ Orwell 在寫作時身患重病，實際上是致命的，這當然是另一個原因）。但這也意味著這部小說不僅僅是作為一部小說、作為一件文學作品而有趣。作為一部思想小說，它提出了各個領域的專家所處理的普遍問題 —— 一個很好的例子是哲學家Richard Rorty在他的 “Contingency, Irony, and Solidarity（1989）”中對Orwell 苛刻的討論。 編輯們表示，不邀請「公認的Orwell 學者」也不尋求「小說的標準文學處理方式」（ p 2 ）的決定是經過深思熟慮的；雖然並非所有研究Orwell 的學者都是文學專家，但邀請如此一羣來自不同領域的傑出思想家來反思Orwell 的言論無疑是有用而有的向他們講述自己的擔憂。
1999美國仍處於後冷戰時代，但經歷2001年911襲擊，美國政府亦改變了政治策略，重心由「冷戰」移至「反恐」。Orwell 時代想像的未來圖象，是看得見的超級大國之間政治和意識形態角力，而911後的世界，政權面對的是難以看見、卻又似是無所不在的「恐佈分子」。然而，當時一些知識人認為，美國仍沿用冷戰思維去面對所謂的「新型戰爭」（America’s New War）（ p 3 ），無處不在的「敵人」，使美國處於無休止的戰爭狀態。這種崩緊的狀態，在當時的編者Abbott Gleason和Martha Nussbaum看來，與Orwell 描劃的未來世界狀況，尤其是書中人物經歷的政治心理，多有不謀而合之處。這在芝加哥一定是一場激動人心的會議。最終的成果同樣生動，但缺乏現場演示所必需的討論和交流，不可避免地有些碎片化和不確定。在這些文章中，Orwell 是討論撰稿人碰巧有的任何特殊興趣的起點，無論是酷刑的使用還是語言的變形。因此，Edward Herman 在 “From Ingsoc and Newspeak to Amcap, Amerigood,
and Marketspeak”中，給出了當代美國的一些精彩例子——不僅僅是眾所周知的“附帶損害”，指的是在軍事行動中殺害無辜平民，而且（與Ingsoc、doublethink 和doublespeak 類似） ）Herman 稱之為 Amcap、Amerigood 和 Marketspeak。他舉的例子包括一些離奇的事件，例如美國先支持塔利班對抗蘇聯支持的阿富汗政府，然後發現他們必須驅逐塔利班；同樣，他們支持Saddam Hussein對抗伊朗，但當他們意識到自己養育了一個怪物時，他們又轉而反對他。從Philip Zimbardo那裏（Mind Control in Orwell’s Nineteen Eighty-Four: Fictional Concepts Become Operational Realities in Jim Jones’s Jungle Experiment），我們了解到人民聖殿教 People's Temple的Jim Jones直接從他最喜歡的書之一《1984》中學到了精神控制技術。Abbott Gleason （Puritanism and Power Politics during the Cold War: George Orwell and Historical Objectivity）對Orwell 對極權主義「現實控制」的恐懼進行了深思熟慮且寫得很好的描述，包括他擔心自己有一天也會屈服於它。Homi Bhabha （Doublespeak and the Minority of One）對Orwell 對真理與現實的「對話」過程的理解進行了典型的微妙反思，表明Winston需要O'Brien作為對手，以維持他如此拼命堅持的真理立場。Margaret Drabble（Of Beasts and Men: Orwell on Beastliness）認為，Orwell發現對野獸比對人類更容易感到憐憫 ，並將這一見解與Orwell 自己作為「母親不愛的孩子」的自我憎恨感聯繫起來（ p47 ）。因此，她認為《動物農莊》裡的溫柔和同情心比《 1984》多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