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皇权的合法性基础不同，中国官僚体制的合法性来源于自上而下的“授权”，集中表现在“向上负责制”。这一合法性基础与韦伯意义上的官僚制支配形式有本质上的区别。表面上，中国历史上官僚体制的许多特点例如择优录取、等级结构、繁文缛节等，都与韦伯式官僚体制甚是相似。但在君主官僚制中，官僚体制不是独立的，而是依附于皇权统治基础之上；皇权与官僚权力两者有次第分明的主从关系。如韦伯所描述的家产制官员一样，中国官僚制中的官僚对于皇权有着人身依附的臣属关系。我们从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可以看到这一关系（吴宗国2004，楼劲、刘光华2009，瞿同祖）：
（1）官员的录用、拔擢、流动、罢免等生杀予夺大权最终握于君主之手；
（2）各级官员在各地、各位置上的所作所为来自于皇帝的授权，其职能为代皇帝行使权力；
（3）官僚体制发展了一整套的规章制度用以传递指令、下达任务、考核评定等等，但皇帝在各个环节都有最终的决定权和任意干预的专断权力。也就是说，皇权是这一支配形式中的最高权力，凌驾于官僚权力之上。
（1）官员的录用、拔擢、流动、罢免等生杀予夺大权最终握于君主之手；
（2）各级官员在各地、各位置上的所作所为来自于皇帝的授权，其职能为代皇帝行使权力；
（3）官僚体制发展了一整套的规章制度用以传递指令、下达任务、考核评定等等，但皇帝在各个环节都有最终的决定权和任意干预的专断权力。也就是说，皇权是这一支配形式中的最高权力，凌驾于官僚权力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