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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的书摘与政治不正确玩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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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绍忠(1834~1896),号心泉,广东三水人,曾参加陈金的反清武装,率部围攻广宁,同治二年转投清朝。在清剿太平军、洪兵余部以及平息土客大械斗过程中,郑立下战功,受到瑞麟重用,此后郑所部“安勇”逐步扩大,成为同治、光绪年间广东战斗力最强的一支军队。
在杜凤治来粤当年郑绍忠已任副将,记名总兵,不久又实任总兵。广东不少武官是随郑绍忠投降清朝的原洪兵起事参与者。日记说:“武弁皆投诚人,往往行伍、科第所不逮,提、镇、协、参大分位皆此辈居多,其勇往专笃,非人所及,亦自粤匪滋事以来之新事也。”太平天国战争期间,清朝各种军队因战功得到虚衔、功牌的人数以万计,要变为实职特别是补缺极为困难。但郑绍忠所部得到瑞麟优待,30多员武弁“初次保举即由虚衔保升实职,如都司衔即保参、游实职,守备衔即保都司实职”,杜凤治受郑绍忠之托,为此30人正式得到实职疏通兵部书吏。尽管此事拖了很久,但没有妨碍安勇武弁出任军职。如杜凤治在四会任上的同僚江志,“以五品功牌一保即得都司,现署佳缺”。郑绍忠本人更是扶摇直上,投降清朝不到十年,就由低级武官实授二品总兵,加从一品提督衔。郑绍忠母、父先后去世,瑞麟两次都“奏请夺情不丁忧”,其实当时广东并无战事与动乱。瑞麟对郑绍忠、方耀的宠信不仅远远优于其他武将,也优于多数文官。瑞麟保奏两人赏穿黄马褂。咸、同以后虽不少武将因军功得此赏赐,但方、郑并无很重大的军功,故日记说:“中堂于方、郑二人可云隆重,凡司道皆不及也。”这在重文轻武的清朝可谓异数。
其时广东的旗营、绿营,能战的将领与军队甚少,郑绍忠和他的部下有造反和“平乱”两方面的实战经验,不乏好勇斗狠之徒,瑞麟恩威并济,使郑绍忠死心塌地忠于清廷、对自己毕恭毕敬,听从调遣,当出现大股盗匪或较大规模民变时,安勇就是瑞麟的王牌。而郑绍忠秉承瑞麟意旨,只求迅速平定,不惜“一味残酷任性为之”。日记记:灵山县百姓因知县冯询(咨周)贪虐,聚众闹事,烧毁了县衙大堂,郑绍忠带兵去杀“匪”数千人,“以人杀得多为能”,并以此开销弁兵口粮和报功。郑绍忠到鹤山剿办“客匪”,滥杀无辜以邀功冒饷,鹤山知县刘驹认为不应小题大做、随意杀人,向布政使密禀,得罪了郑绍忠和同在鹤山主持处置“客匪”的道台齐世熙,乃被撤任。张兆栋兼署粤督、刘坤一任粤督时郑绍忠仍果于杀戮,杜凤治议论说,郑绍忠“不过冤杀许多平人为自己立功地,是则中堂实使之,不论真假,愈杀得多愈妙,此事仍然是中堂时旧习”。
郑绍忠治军也喜怒无常,对部下动辄处死。日记写:“心泉作红头头惯了,在军营惯了,以杀人为常事,曾为马堕桥杀数马夫。”郑绍忠动辄威胁以军法从事,其部下的军官都很怕他。
郑对杜颇为尊重,杜对郑虽不无看法,但尽力笼络,两人合作良好,并建立了交情。例如,郑绍忠在广宁“欲令绅士于紧要处所设局团练,令其缉匪交匪”,在办理过程中很注意咨询杜凤治的意见。在处置黄亚水二投诚等问题上也愿意同杜商量并听杜的意见,已见于前文。杜凤治在署理四会被撤任后还有很多税饷未清,曾打算向郑绍忠“假二竿”(借两千两银),郑借与千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