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卡理斯玛权威需要不断创造政绩来证实和延续其超凡禀性。卡理斯玛权威与民众的密切关系也反映在一系列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的努力之中（Zhao 2001）。在这里，通过官僚体制将民众组织起来，可以更为有力地实现领袖的意图。我们从建国早期的一系列经济发展举措不难看到如此这般的种种实践。冯仕政（2011）对此有很好的讨论，特别强调了卡理斯玛权威与“国家运动”之间的关系。在这里，稳定的官僚体制也起到了重要的组织作用。城市中的国有化、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和经济建设，农村的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以及全国范围的“大跃进”等等，欲实现这些抱负宏大的理想目标，若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官僚体制来推动实施则几无可能，甚至无从想象。可以说，正是列宁式政党的官僚体制为中国的卡理斯玛权威提供了一个坚实的组织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