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中国的国家建设过程中，执政党领袖试图有针对性地解决这些矛盾紧张。其中一个做法是试图将执政党与实际运行中的官僚体制加以区分，将执政党抽象化、卡理斯玛化，因此与后者出现的诸多问题区别开来。毛泽东在批评官僚体制问题的许多场合中，时常首先强调执政党的伟大光荣正确，然后提出这些官僚体制问题违背了党的路线方针，需要通过整党整风乃至各种政治运动来解决（参见毛泽东1977：36、401）。这些做法虽然奏效一时，但无法真正解决这一制度上的紧张。随着官僚体制在社会各个领域角落的延伸，它在民众日常生活中几近无所不在、无时不在，其弊病也为人们切身感受到。既然卡理斯玛权威建立在其追随者民众的信念之上，官僚体制作为国家执政工具，其组织失败不可避免地会引起人们对体制中最高权威的质疑，因此动摇卡理斯玛支配形式的合法性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