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光从经济发展速度看，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7—1937）年均增长8%～9%，可谓不俗。考虑到中间适逢世界经济大危机，更为难得。可是，导致国民党统治坍塌的种子也已埋下。原因是在制度选择上犯了几个致命的错误：
（1）经济上向德国、苏联学习，重蹈清帝国19世纪的覆辙，政府及官员热衷于直接或间接控制工矿企业和银行，形成庞大的控制国民经济命脉的官僚经济体系。
（2）政治上抛弃民主，以国情特殊、国民素质低下为借口，实行“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法西斯主义”（毛泽东语），剥夺公民的各项自由，建立了一个专制统治的全能政权。
（3）执政党以先知先觉自居，实行“训政”，教化民众，抹煞政府、社会与私人空间的界线；千方百计削弱公民社会，控制本世纪初逐步发展起来的各种社团，使之成为毫无独立性的工具；剥夺公民的结社自由，从而使公民的真正意愿无由表达，执政党失去牵制力量，走向毁灭之路。
（4）建立史无前例的书报检查制度，取消言论、出版自由，舆论监督化为乌有，自由探讨成了厉禁，以言定罪，噤若寒蝉。
国民党政府贿赂公行，彻底腐败，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全面破产，都可从制度缺陷中找到根源。今非昔比，但今日中国面临的许多问题，仍可以史为鉴」
Excerpt From
《缠斗：方生与未死》
袁伟时（中山大学教授、近现代史专家）
（1）经济上向德国、苏联学习，重蹈清帝国19世纪的覆辙，政府及官员热衷于直接或间接控制工矿企业和银行，形成庞大的控制国民经济命脉的官僚经济体系。
（2）政治上抛弃民主，以国情特殊、国民素质低下为借口，实行“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法西斯主义”（毛泽东语），剥夺公民的各项自由，建立了一个专制统治的全能政权。
（3）执政党以先知先觉自居，实行“训政”，教化民众，抹煞政府、社会与私人空间的界线；千方百计削弱公民社会，控制本世纪初逐步发展起来的各种社团，使之成为毫无独立性的工具；剥夺公民的结社自由，从而使公民的真正意愿无由表达，执政党失去牵制力量，走向毁灭之路。
（4）建立史无前例的书报检查制度，取消言论、出版自由，舆论监督化为乌有，自由探讨成了厉禁，以言定罪，噤若寒蝉。
国民党政府贿赂公行，彻底腐败，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全面破产，都可从制度缺陷中找到根源。今非昔比，但今日中国面临的许多问题，仍可以史为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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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缠斗：方生与未死》
袁伟时（中山大学教授、近现代史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