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制初期的中国人一眼望去，看到的是一个被施了术法的世界，它的居民包括令人生畏的山神、残忍狡猾的精怪、可能突然成精的古木古石、在埋骨地周边游荡的怨魂，以及每方土地上都驻有的灵物。凡人如果想要开辟属于自己的土地，则必须通过定期祭祀、小心崇奉的方式安抚居住在这个地头上的所有灵物，因为修建房屋、开垦田地等活动都会冒犯他们。随着南迁进程的不断推进，宋朝出现了一类新的地域性信仰，在这类信仰中神祇的管辖范围界限分明，不会超过几个村或一个镇的大小，有时只包括一些很小的村落或一个街坊。与一个地方自带的灵物不同，把这些被称为土地的神祇与当地绑在一起的，是他们对自己生活过的地方社会的熟稔和感情。土地神与他们服务的地方社会拥有共同的过去。他们有的是品行高尚、事迹光辉的显要人物，有的是神秘的先知或方术施行者，还有的是因伟大功绩而仍然活在人们心中的古代英雄。他们的坟墓令他们在某个地方扎下了根，而祠庙则使他们具有了一定程度的活动性，他们因此能够在遥远的他乡也安定下来。土地神与天庭众神的关系十分微妙。他们是天庭在人界的编外人员，但不会简单地对上级天神唯命是从。同时，他们还是地方社会的守护神，是地方百姓的牧守。他们缓解旱灾、平息洪水、减轻疫病、抵挡流寇匪兵，通过上述显灵方式，他们同地方社会的联系得以巩固，民众对他们的虔信也得到保障。尽管土地神处于神灵体系的最底端，但他们每一位都是自己区域内的主宰。因此不管是否获得朝廷的认可，他们都被受其庇护的凡人尊奉为王。
仪式和通神手段的通俗化推动了土地神信仰的形成。进表与安神的道教科仪完成都需要道士协助，但净土宗的兴起促生了一种普通信众可直接祈求于救世神的信仰模式。对观音、真武等神祇的信仰广为扩散，鼓励了祭仪朝通俗化的方向发展，普通人从而可以直接通过简单的祷告和祈求接近神祇。
无论佛教还是道教，它们的发展壮大倚仗的都不是接受教法管辖的正规庙观，而是与神祇的出生地社会紧密嵌合的宗教团体。无论受戒与否，法师都会把宗教理论和仪式疗法用于功利性目的，以赢得神佑、消灾免难并驱赶无处不在的妖魔。其中许多治疗方法被佛道两教化为己用，但制度化的佛教和道教本身就由地方传统聚合而成。一些当代学者曾提出，中国宗教是“萨满基底”（shamanic substrate）上不同传统的本质统一。爱德华·戴维斯（Edward L. Davis）对这个说法做了修改，认为驱邪或治疗仪式中由法师引导的起乩（spirit possession）才是中国宗教实践的共同基础。有了法师的协助，普通民众可以任意选用名目繁多的佛道法事，神力和神佑变得更易获得。在许多情况下，本地的巫会扮演法师的角色。但实际上巫扎根于地方，与该片土地上的神灵建立了密切联系；而法师则可以带着他们掌握的法事一起云游四海。
仪式和通神手段的通俗化推动了土地神信仰的形成。进表与安神的道教科仪完成都需要道士协助，但净土宗的兴起促生了一种普通信众可直接祈求于救世神的信仰模式。对观音、真武等神祇的信仰广为扩散，鼓励了祭仪朝通俗化的方向发展，普通人从而可以直接通过简单的祷告和祈求接近神祇。
无论佛教还是道教，它们的发展壮大倚仗的都不是接受教法管辖的正规庙观，而是与神祇的出生地社会紧密嵌合的宗教团体。无论受戒与否，法师都会把宗教理论和仪式疗法用于功利性目的，以赢得神佑、消灾免难并驱赶无处不在的妖魔。其中许多治疗方法被佛道两教化为己用，但制度化的佛教和道教本身就由地方传统聚合而成。一些当代学者曾提出，中国宗教是“萨满基底”（shamanic substrate）上不同传统的本质统一。爱德华·戴维斯（Edward L. Davis）对这个说法做了修改，认为驱邪或治疗仪式中由法师引导的起乩（spirit possession）才是中国宗教实践的共同基础。有了法师的协助，普通民众可以任意选用名目繁多的佛道法事，神力和神佑变得更易获得。在许多情况下，本地的巫会扮演法师的角色。但实际上巫扎根于地方，与该片土地上的神灵建立了密切联系；而法师则可以带着他们掌握的法事一起云游四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