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2004b）提出，在宏观层面，官僚制也可能成为社会中的一种特有支配形式，其合法性基于“一个（经由协定或指令）特意制定的理性规则体系。在这一制度中，当根据规则所‘委任’的支配者要求被支配者服从时，这一要求具有通常的约束性规范的力量……只要符合规则运作，那么支配者的权力即是正当的”（第20页）。如此，官僚制支配形式与其特有的权威类型及其合法性基础有着一致的制度逻辑。官僚制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具有即事化的倾向，即以规章制度为本，按部就班，循规蹈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韦伯认为官僚制可以成为民主宪政的基础：“与小规模同质性组织中的民主自治形式不同，官僚制不可避免地伴随着近代出现的大众民主制度。这一情形源于官僚制特有的原则，即基于抽象规则来行使权威。而抽象的规则来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要求，对‘特权’的憎恶以及反对‘因事而异’方式行事的基本原则。此一（遵守抽象规则的）原则同样也来自官僚制之得以成立的社会前提条件”（第58页）。这段话的英文与中文翻译都有些佶屈聱牙，但扼要来说，其意思即是民主制度与官僚制在注重规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合法性基础诸方面很是一致。相比之下，传统权威着意维护传统使然的等级秩序，卡理斯玛权威注重领袖魅力和追随者的服从，均与“基于抽象规则”的合法性基础难以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