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方世界的各地病症
美國：保護主義再興的隱憂
二○一六年時，許多人之所以投票給川普，只是因為他們更討厭希拉蕊；但即便如此，他的想法顯然仍得到不少支持。這些足以帶來威脅的想法目前仍處於協商階段，但若真正實行下去，代表美國將重演歷史，也就是在對外貿易時豎立重重難關，並透過分門別類的篩選手段嚴格執行移民控管。這些舉措會讓美國與國際事務實質脫鉤；不是拋下數十年來的軍事盟友，就是不再與他們密切往來，甚至會與美國自己一手打造、建立及領導的多邊協議及組織作對。我之所以如此描述川普的想法，就是為了讓大家明白，若真照他的說法執行下去，無論如何是不可能符合美國利益的。若「美國優先」還有任何意義可言，也該代表保護這個國家的基本價值，也就是那些被供奉在憲法中的重要價值，包含法律之前人人平等、言論自由，以及宗教自由。只要任何一項價值遭受侵害，美國內部都該出現大力反彈聲浪。
英國：選舉制度老舊造成政治不平等
英國人民對於政治無法提供足夠支援的怨恨始終縈繞不去，原因跟選舉制度長久以來的穩定崩解有關，同時也伴隨著全國各地政治權利及聲量不夠平等的問題。事到如今，兩個傳統主流大黨應該終於要認真看待兩項重大政治改革的必要性。首先是選舉制度的改革，英國必須引進更符合比例原則的選舉系統，重新架構適合零碎政黨體系的選舉框架，而不是繼續像現在這樣抗拒現實。至於第二項改革則因為脫歐而更具急迫性：為了讓英國政府正式成為聯邦政府，我們需要選區改革，無論是將英國國會拆開來，或是在各地區成立由中央下放權力的地方代表會，總之都得讓各地有權決定自己的開支及稅收政策，好讓全英國人民過得更為平等。
歐盟：高福利支出下的社會停滯
我們可以說，是西歐國家給自己設下了作繭自縛的陷阱。這些國家的人民已經習慣享有福利，福利支出也對維繫社會信任居功厥偉，於是為了支應這項支出，西歐國家需要人民提高工作生產力，工作生涯也得延長，但福利支出本身以及勞動相關法規卻讓歐洲人工作時數變少，生涯也變短。若想重新掌控社會支出，政府不免得在現在或未來激怒一些利益團體，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那些領退休金的人。此外，政府得想辦法鼓勵人民待在職場，就算兼職也好，好讓退出勞動市場的年齡比傳統認定的更高，也就是必須從六十多歲提高到七十多歲。如此一來，勞工才能在成為稅收最主要受益者時持續貢獻所得稅。
日本：等待汰舊換新的保守社會
許多（或說大多數）日本大公司都非常排外且保守，總是盡可能全力保護自己及公司的資深管理者。他們會在開發新科技及改良商品時進行創新，但若以公司運作及經商手段而言，他們不太願意創新，甚至幾乎是全面抗拒。許多興起於一九六○、七○及八○年代的公司完全沒有改變行事風格的跡象。他們會為了自己的利益，透過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到處關說。每當政府偶爾想推廣新的企業治理措施時，他們就嘴上附和一下，比如指派一些獨立董事或推動一些透明化的工作，就算真的產生改變也往往慢到令人難以察覺。若希望日本有所改變，並打破這種保守主義、僵化問題，我們無法冀望老公司改變，得期盼新公司站上領導的浪頭。然而日本面臨的最大挑戰，就是得認清妨礙新公司成立及擴張的現實因素確實存在。
《西方的沒落》
https://t.me/librojamanto/3712
《歷史研究》
https://t.me/librojamanto/2103
美國：保護主義再興的隱憂
二○一六年時，許多人之所以投票給川普，只是因為他們更討厭希拉蕊；但即便如此，他的想法顯然仍得到不少支持。這些足以帶來威脅的想法目前仍處於協商階段，但若真正實行下去，代表美國將重演歷史，也就是在對外貿易時豎立重重難關，並透過分門別類的篩選手段嚴格執行移民控管。這些舉措會讓美國與國際事務實質脫鉤；不是拋下數十年來的軍事盟友，就是不再與他們密切往來，甚至會與美國自己一手打造、建立及領導的多邊協議及組織作對。我之所以如此描述川普的想法，就是為了讓大家明白，若真照他的說法執行下去，無論如何是不可能符合美國利益的。若「美國優先」還有任何意義可言，也該代表保護這個國家的基本價值，也就是那些被供奉在憲法中的重要價值，包含法律之前人人平等、言論自由，以及宗教自由。只要任何一項價值遭受侵害，美國內部都該出現大力反彈聲浪。
英國：選舉制度老舊造成政治不平等
英國人民對於政治無法提供足夠支援的怨恨始終縈繞不去，原因跟選舉制度長久以來的穩定崩解有關，同時也伴隨著全國各地政治權利及聲量不夠平等的問題。事到如今，兩個傳統主流大黨應該終於要認真看待兩項重大政治改革的必要性。首先是選舉制度的改革，英國必須引進更符合比例原則的選舉系統，重新架構適合零碎政黨體系的選舉框架，而不是繼續像現在這樣抗拒現實。至於第二項改革則因為脫歐而更具急迫性：為了讓英國政府正式成為聯邦政府，我們需要選區改革，無論是將英國國會拆開來，或是在各地區成立由中央下放權力的地方代表會，總之都得讓各地有權決定自己的開支及稅收政策，好讓全英國人民過得更為平等。
歐盟：高福利支出下的社會停滯
我們可以說，是西歐國家給自己設下了作繭自縛的陷阱。這些國家的人民已經習慣享有福利，福利支出也對維繫社會信任居功厥偉，於是為了支應這項支出，西歐國家需要人民提高工作生產力，工作生涯也得延長，但福利支出本身以及勞動相關法規卻讓歐洲人工作時數變少，生涯也變短。若想重新掌控社會支出，政府不免得在現在或未來激怒一些利益團體，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那些領退休金的人。此外，政府得想辦法鼓勵人民待在職場，就算兼職也好，好讓退出勞動市場的年齡比傳統認定的更高，也就是必須從六十多歲提高到七十多歲。如此一來，勞工才能在成為稅收最主要受益者時持續貢獻所得稅。
日本：等待汰舊換新的保守社會
許多（或說大多數）日本大公司都非常排外且保守，總是盡可能全力保護自己及公司的資深管理者。他們會在開發新科技及改良商品時進行創新，但若以公司運作及經商手段而言，他們不太願意創新，甚至幾乎是全面抗拒。許多興起於一九六○、七○及八○年代的公司完全沒有改變行事風格的跡象。他們會為了自己的利益，透過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到處關說。每當政府偶爾想推廣新的企業治理措施時，他們就嘴上附和一下，比如指派一些獨立董事或推動一些透明化的工作，就算真的產生改變也往往慢到令人難以察覺。若希望日本有所改變，並打破這種保守主義、僵化問題，我們無法冀望老公司改變，得期盼新公司站上領導的浪頭。然而日本面臨的最大挑戰，就是得認清妨礙新公司成立及擴張的現實因素確實存在。
《西方的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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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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