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为捣毁“淫祀”并代之以管理严格的官方祭祀体系，发动了影响深远的宗教改革。民间信仰中的神祇性格分明，具有克里斯玛式的光环；而明朝官祀则与之相反，充斥着乏味单调的等级制度和毫无个性的各级神官，这些特质在世俗官府的科层制度中也广泛存在。从城隍信仰的转型中我们可以一窥明朝官祀的典型特征。在朱元璋推动建立的官方信仰新体系下，城隍神成了各级行政部门——从京城的朝廷各部，到省、州、县的地方官府——都重点关注的崇拜对象。于是过去城隍神所拥有的鲜明个性被抹去了，从前具有明显人类特质的城隍神像也被题有御赐头衔但没有写上私名的简单木质牌位取代。只有在官定的春祭和秋祭，城隍庙才能举办祭祀活动，且祭典必须由地方官员主持。
与此同时，官府禁止私人祭祀其他所有神祇，且规定人们在家中只能举行与先祖或灶神相关的祭仪。为培养民众的道德情操并向他们灌输社群的共享价值观，明朝官府要求子民参加每年春分、秋分各办一次的公祭活动。其中一类祭典试图复兴向社神和稷神表达敬谢之意的古老祷告仪式；另一类则以祭祖仪式为原型，在祭仪中人们向孤魂野鬼献上祭品，以此帮助他们像自己的祖先一样获得永恒的安宁。尽管地方志中的记录显示地方官员确实为社稷之神与未获安息的亡灵设了祭坛，但朱元璋的宗教新秩序并未深入乡间，在他驾崩之后，乡间的宗教图景中便很难再找到与这场改革相关的迹象。
然而，朝廷禁令对城镇的影响远大于乡下。多数时候发生在城墙之内的城隍祭拜活动的的确确经历了根本性的转变。朝廷草率下令禁止的宗教活动包括公开建斋设醮、为神祇造像，以及扶鸾、“上表”、画符等通神实践。可以想见，在这样的禁令下，城镇居民不再公开展示自己的虔信程度。此外，朱元璋还做了一件在他之前的历代君王都未曾做过之事：他在敕令中指出，佛道二教同愚昧百姓信奉的神祇一样，也是滋生淫祀的温床，因此朝廷必须对其密切监控、严加规范。为了避免出现邪教因僧道团体的庇护而广为传播的情况，朱元璋下令对寺观进行了大规模的归并裁撤，规定一地只能保留一间佛寺或道观。尽管最终结果显示这种削减祠庙数量的严厉政策可行度不高，但相较于生命力顽强的各类民间信仰，制度化的佛道二教更容易受到这种唐突政令的影响。
与此同时，官府禁止私人祭祀其他所有神祇，且规定人们在家中只能举行与先祖或灶神相关的祭仪。为培养民众的道德情操并向他们灌输社群的共享价值观，明朝官府要求子民参加每年春分、秋分各办一次的公祭活动。其中一类祭典试图复兴向社神和稷神表达敬谢之意的古老祷告仪式；另一类则以祭祖仪式为原型，在祭仪中人们向孤魂野鬼献上祭品，以此帮助他们像自己的祖先一样获得永恒的安宁。尽管地方志中的记录显示地方官员确实为社稷之神与未获安息的亡灵设了祭坛，但朱元璋的宗教新秩序并未深入乡间，在他驾崩之后，乡间的宗教图景中便很难再找到与这场改革相关的迹象。
然而，朝廷禁令对城镇的影响远大于乡下。多数时候发生在城墙之内的城隍祭拜活动的的确确经历了根本性的转变。朝廷草率下令禁止的宗教活动包括公开建斋设醮、为神祇造像，以及扶鸾、“上表”、画符等通神实践。可以想见，在这样的禁令下，城镇居民不再公开展示自己的虔信程度。此外，朱元璋还做了一件在他之前的历代君王都未曾做过之事：他在敕令中指出，佛道二教同愚昧百姓信奉的神祇一样，也是滋生淫祀的温床，因此朝廷必须对其密切监控、严加规范。为了避免出现邪教因僧道团体的庇护而广为传播的情况，朱元璋下令对寺观进行了大规模的归并裁撤，规定一地只能保留一间佛寺或道观。尽管最终结果显示这种削减祠庙数量的严厉政策可行度不高，但相较于生命力顽强的各类民间信仰，制度化的佛道二教更容易受到这种唐突政令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