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另一个尝试是试图以官僚体制与群众运动双重并用，互为钳制。一方面，官僚体制的各级组织发展出一整套的治理技术，用以组织群众、发动群众卷入党和政府布置的各项工作和运动中去（张静2001，贾文娟2012，魏沂2001）。另一方面，通过发动群众来制约和推动官僚组织。在大多数情形下，群众运动发生在严密组织过程中。以工作单位为组织基础的群众运动，兼有教化群众与动员群众参与党内整风的双重特点。于是，群众运动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进入了国家治理逻辑，如邀请群众参与党内整风、大鸣大放，以至“文化大革命”的激烈形式，实在为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尝试。但这一策略有制度性的困难：官僚体制与群众运动两个机制间难以兼容，无法构建一个稳定相济的制度基础。在实际过程中，或运动冲击常规秩序，或官僚体制窒息群众声音，常常失之偏颇而又矫枉过正，导致政治动荡。官僚常规基础上的群众运动难以解决官僚问题；而群众运动一旦与官僚体制分离，即使毛泽东的卡理斯玛权威亦难以驾驭（王绍光2009［2005］），最后以“文化大革命”的形式而走向极端。可以说，当代中国以绵延不断的政治运动和“文革”大动荡的巨大代价验证了这一尝试因其内在矛盾而无法避免的失败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