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地方政府利用“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生财并推动超常规的城市空间扩张和基础设施建设。在快速的空间扩张中，城市发展很容易出现多方面的问题：农民被低价征地，财产权益受到侵犯，生活水平和长久生计受到影响，征地拆迁引发的群体性事件频发，工业开发区和新城区过度扩张，工业用地价格过低，商住用地价格过快上涨，“土地财政”收支缺乏透明度，地方债务加速攀升，以及农村“法外”建设用地大幅度增加，“以租代征”和“小产权房”大量涌现等。
其次，由于城乡土地制度和相关户籍、规划及地方财政体制改革滞后，大批已经进入城市打工的农村人口仍然难以具备在城市定居的两个关键性互补条件，即举家居住的住房条件和子女的平等就学和升学条件。如果农村外出打工人口难以在就业所在地城市实现举家永久性迁移，他们就无法放弃其在传统农区的耕地及宅基地。这就进一步带来如下两方面的不利后果：
第一，在外出人口“离乡不放土”的背景下，农地产权的稳定性必然会面临压力。农村社区内不同家庭之间人口相对变动，农民要求按照“社区成员权”增地、调地的呼声不断提高，结果是农地规模小、农地破碎化的局面难以改变。这不可避免地带来两个矛盾：农业小规模生产和农民增收之间的矛盾，农地破碎化经营与农业科技推广及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之间的矛盾。
第二，由于农村外出打工人口无法实现举家永久性迁移，农村新增家庭就要求配置更多宅基地，因而农村建设用地持续增加且占用优质耕地的局面难以遏制。与此同时，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低下，一户多宅和“空心村”现象严重，闲置用地多、农村居民点外延式扩张，以及粗放利用等问题非常突出。
最后，城市过快扩张，尤其是不断扩建和新建各类工业园区。这意味着宝贵耕地资源被不断占用，而且，全国耕地保护压力普遍加大，不同区域之间在建设用地指标分配上也苦乐不均。
一方面，各类土地发展权指标在不同地区之间相对平均的计划配置模式，使得经济发达地区用地指标相对短缺，进而制约了发达地区推动城市化并吸纳外来劳动力的能力。发达地区耕地保护和工业化、城市化占地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违法用地的情况一度猛增且防不胜防。
另一方面，欠发达地区建设用地效率更为低下，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央政府的财政货币刺激政策更导致各地的开发区、新城区的不断新建和扩建。但大部分城市招商引资的效果不彰，甚至还出现了大规模的已征用土地是已出让土地低效利用乃至闲置的情况。
在过去10多年的政策操作中，中央推动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被部分地方政府过度使用甚至滥用。为获得计划指标之外的新增建设用地指标，一些地方政府过度推动“宅基地换房”，强迫传统农区的农民“集中居住”，引发了一系列尖锐的社会矛盾。
其次，由于城乡土地制度和相关户籍、规划及地方财政体制改革滞后，大批已经进入城市打工的农村人口仍然难以具备在城市定居的两个关键性互补条件，即举家居住的住房条件和子女的平等就学和升学条件。如果农村外出打工人口难以在就业所在地城市实现举家永久性迁移，他们就无法放弃其在传统农区的耕地及宅基地。这就进一步带来如下两方面的不利后果：
第一，在外出人口“离乡不放土”的背景下，农地产权的稳定性必然会面临压力。农村社区内不同家庭之间人口相对变动，农民要求按照“社区成员权”增地、调地的呼声不断提高，结果是农地规模小、农地破碎化的局面难以改变。这不可避免地带来两个矛盾：农业小规模生产和农民增收之间的矛盾，农地破碎化经营与农业科技推广及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之间的矛盾。
第二，由于农村外出打工人口无法实现举家永久性迁移，农村新增家庭就要求配置更多宅基地，因而农村建设用地持续增加且占用优质耕地的局面难以遏制。与此同时，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低下，一户多宅和“空心村”现象严重，闲置用地多、农村居民点外延式扩张，以及粗放利用等问题非常突出。
最后，城市过快扩张，尤其是不断扩建和新建各类工业园区。这意味着宝贵耕地资源被不断占用，而且，全国耕地保护压力普遍加大，不同区域之间在建设用地指标分配上也苦乐不均。
一方面，各类土地发展权指标在不同地区之间相对平均的计划配置模式，使得经济发达地区用地指标相对短缺，进而制约了发达地区推动城市化并吸纳外来劳动力的能力。发达地区耕地保护和工业化、城市化占地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违法用地的情况一度猛增且防不胜防。
另一方面，欠发达地区建设用地效率更为低下，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央政府的财政货币刺激政策更导致各地的开发区、新城区的不断新建和扩建。但大部分城市招商引资的效果不彰，甚至还出现了大规模的已征用土地是已出让土地低效利用乃至闲置的情况。
在过去10多年的政策操作中，中央推动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被部分地方政府过度使用甚至滥用。为获得计划指标之外的新增建设用地指标，一些地方政府过度推动“宅基地换房”，强迫传统农区的农民“集中居住”，引发了一系列尖锐的社会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