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I.
Jane Bennett 的哲學或政治觀點本身很有說服力，而它們之間出現的一個未提出的問題 倒引人興趣：如果我們假設修辭行動所需的能力不僅是人類的屬性，而且是由行動發生的物質生態所提供的，那麼這些能力從何而來？修辭學廣泛地致力於根據行動的直接、近端和遠端條件來理解和塑造行動（通常是集體性質的）；任何政治行為要獲得權力，都需要有充足的修辭能力 ( Susan Condor, Cristian Tileagă, Michael Billig, 'Political Rhetoric' in Leonie Huddy, David O. Sears, Jack S. Levy, Jennifer Jerit -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Psychology-OUP(2023)”)。然而，關於人類獨特的傾向性和易被說服性等更傳統的概念在 Bennett 所提倡的 “異質一元論 heterogeneous monism” 類型中是無效的。活力唯物論認為，力量的行使必須有活力物質的參與；僅憑人類的智慧或意志無法使呆板、順從的物質屈從於其設計。借用 Spinoza ( Zachary Gartenberg- 'spinozistic-expression', Philosophers' Imprint vol 17, no.9 April 2017)的話來說， “事物的串聯 concatenation of things” 構成了動作的修辭品質，無論是其原因還是其結果 (Gilles Deleuze - “Expressionism in Philosophy: Spinoza-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1)”)。要接受 Bennett 的哲學和政治觀點，我們需要的不僅僅是一種新的修辭理論。相反，人們需要一個不同的存有論架構來進行修辭實踐、批評、歷史和理論。
但 Jane Bennett 的論點中也有一個她沒有提及的女性主義層面；延伸她的邏輯也解釋了為甚麼反墮胎活動家能夠如此迅速地貶低懷有不想要的胎兒的婦女的生命，甚至是出生後不想要的孩子的生命。由此連結產生的問題是：“活力論、對生命自主性的信念中是否存在某種與暴力相關的東西？” （ p 89 ） —— 成為她作品中最重要的政治貢獻之一。她響亮地回答 “不”，並以 Driesch 的作品作為活力論者和和平主義者的典範。
Jane Bennett 的新唯物主義版本非常有價值，因為她讓我們得以一窺如何建構這樣一個存有論框架 ( Charles. T. Wolfe, 'Varieties of Vital Materialism' in Sarah Ellenzweig, John H Zammito (eds.) - “The New Politics of Materialism: History, Philosophy, Science (2017, Routledge)”) 。Bennett 批判了 “物質在被非物質的力量賦予生命之前是死的” 的存有論前提。Bennett 著作的前兩章 “The Force of Things” 和 “The Agency of Assemblages” 確立了她對自然力和分配能動性的理解，即事物的串聯會產生取決於其特定軌跡和方向性的新興能動性。然後她在關於有機和無機物質的單獨章節 “Edible Matter” 和 “A Life of Metal” 中探討了分佈式代理概念可能意味著甚麼。這些章節生動地展示了如何想像非線性、生態突發事件的發生，應該與 Latour、Karen Barad 和 Brian Massumi 的作品一起閱讀。
Jane Bennett 在第五章 “Neither Vitalism nor Mechanism” 中與其他新唯物主義者分道揚鑣。在這裏，她創造了胚胎學家 Hans Driesch ( “The history & theory of vitalism-London, Macmillan, 1914. (1914)”) 和哲學家 Henri Bergson 之間的對話，以 Immanuel Kant 為陪襯，以問題化物質和活力的二分法。Kant 堅持認為物質是一種粗暴的機制， “需要一種補充（既不是物質也不是靈魂）才能活躍起來” （ p 68 ），這為她解讀 Driesch 和 Bergson 提供了背景。Driesch 認為生命物質不是機器，並指出胎兒時期的細胞分裂和突變是生命物質變形的證據。然而，他堅持將被動物質與生命力區分開來，稱 “生機 entelechy” 是組織和激活有機物質的非物質補充（ 缺乏所有 “數量特徵 characteristics of quantity” ）（ p 74 ）。同樣， Bergson 的生命衝動是一種非物質的生命衝動，它賦予有機物質生命；但 Bergson 將這種衝動理解為不斷地創造新事物，而不是創造一個特定的實體，更不是將其視為實現有機計劃（如目的論）（ pp 78–79 ） 。 “生命之光 Élan vital” 是沒有目的的生命力。在第六章 “Stem Cells and the Culture of Life” 中，Bennett 探討了生命文化政治中常見的 “靈魂活力論 soul vitalism” 概念如何與Kant、Driesch 和 Bergson 所發現的世俗、非個人的生命力觀點相似。透過這樣做，她證明了 “生命物質二元及其相關物，自然的機器模型” 具有 “非物質主體的活力論 vitalism of nonmaterial agents” （ p 92 ）。換句話說，活力論命名了我們用來解釋行動、創造力和差異的原則。要理解世界會根據自身情況而變化，需要有活力的概念。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們都是某種活力論者。問題在於我們恰好是哪一類活力論者。
Jane Bennett 的活力論、活力唯物論，透過將能動性融入物質（她的 “異質一元論” ） ，放棄了賦予非物質生命的動力。物質的存在和活動是因為其特定的、生態糾纏的存在 ，而不是因為某種幽靈般的力量在推動它。Bennett 的意志並不存在於自然的不同層面（正如 Whitehead 所說，只有一個自然）。她的批評無意中揭露了從古典時代到後現代時期的許多修辭理論的活力論自負。修辭理論普遍認為，修辭主體或機構的力量不僅取決於它的具體體現，還取決於無形的附加元素 —— 理性、意義、感覺、動機 —— 透過修辭主體發揮作用，激發回應者的蛻變。換句話說，修辭理論依賴無定形的政治生物學來解釋其力量，借用了有性生殖的創造力和力量的廣泛邏輯。生殖，具有性別和性別的所有複雜性，幾千年來一直是創造力的終極模板。相較之下，新唯物主義政治生態學要求從存有論的角度重新評估修辭的力量從何而來、如何運作，以及修辭現在是甚麼或可能變成甚麼樣子。如果修辭的力量不是補充活力的結果，如果行動是修辭的，因為我們和周圍的世界是物質的（而不是因為我們不僅僅是物質），那麼我們必須認真重新考慮修辭是甚麼以及它與行動的關係的基本假設。
Jane Bennett 的哲學或政治觀點本身很有說服力，而它們之間出現的一個未提出的問題 倒引人興趣：如果我們假設修辭行動所需的能力不僅是人類的屬性，而且是由行動發生的物質生態所提供的，那麼這些能力從何而來？修辭學廣泛地致力於根據行動的直接、近端和遠端條件來理解和塑造行動（通常是集體性質的）；任何政治行為要獲得權力，都需要有充足的修辭能力 ( Susan Condor, Cristian Tileagă, Michael Billig, 'Political Rhetoric' in Leonie Huddy, David O. Sears, Jack S. Levy, Jennifer Jerit -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Psychology-OUP(2023)”)。然而，關於人類獨特的傾向性和易被說服性等更傳統的概念在 Bennett 所提倡的 “異質一元論 heterogeneous monism” 類型中是無效的。活力唯物論認為，力量的行使必須有活力物質的參與；僅憑人類的智慧或意志無法使呆板、順從的物質屈從於其設計。借用 Spinoza ( Zachary Gartenberg- 'spinozistic-expression', Philosophers' Imprint vol 17, no.9 April 2017)的話來說， “事物的串聯 concatenation of things” 構成了動作的修辭品質，無論是其原因還是其結果 (Gilles Deleuze - “Expressionism in Philosophy: Spinoza-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1)”)。要接受 Bennett 的哲學和政治觀點，我們需要的不僅僅是一種新的修辭理論。相反，人們需要一個不同的存有論架構來進行修辭實踐、批評、歷史和理論。
但 Jane Bennett 的論點中也有一個她沒有提及的女性主義層面；延伸她的邏輯也解釋了為甚麼反墮胎活動家能夠如此迅速地貶低懷有不想要的胎兒的婦女的生命，甚至是出生後不想要的孩子的生命。由此連結產生的問題是：“活力論、對生命自主性的信念中是否存在某種與暴力相關的東西？” （ p 89 ） —— 成為她作品中最重要的政治貢獻之一。她響亮地回答 “不”，並以 Driesch 的作品作為活力論者和和平主義者的典範。
Jane Bennett 的新唯物主義版本非常有價值，因為她讓我們得以一窺如何建構這樣一個存有論框架 ( Charles. T. Wolfe, 'Varieties of Vital Materialism' in Sarah Ellenzweig, John H Zammito (eds.) - “The New Politics of Materialism: History, Philosophy, Science (2017, Routledge)”) 。Bennett 批判了 “物質在被非物質的力量賦予生命之前是死的” 的存有論前提。Bennett 著作的前兩章 “The Force of Things” 和 “The Agency of Assemblages” 確立了她對自然力和分配能動性的理解，即事物的串聯會產生取決於其特定軌跡和方向性的新興能動性。然後她在關於有機和無機物質的單獨章節 “Edible Matter” 和 “A Life of Metal” 中探討了分佈式代理概念可能意味著甚麼。這些章節生動地展示了如何想像非線性、生態突發事件的發生，應該與 Latour、Karen Barad 和 Brian Massumi 的作品一起閱讀。
Jane Bennett 在第五章 “Neither Vitalism nor Mechanism” 中與其他新唯物主義者分道揚鑣。在這裏，她創造了胚胎學家 Hans Driesch ( “The history & theory of vitalism-London, Macmillan, 1914. (1914)”) 和哲學家 Henri Bergson 之間的對話，以 Immanuel Kant 為陪襯，以問題化物質和活力的二分法。Kant 堅持認為物質是一種粗暴的機制， “需要一種補充（既不是物質也不是靈魂）才能活躍起來” （ p 68 ），這為她解讀 Driesch 和 Bergson 提供了背景。Driesch 認為生命物質不是機器，並指出胎兒時期的細胞分裂和突變是生命物質變形的證據。然而，他堅持將被動物質與生命力區分開來，稱 “生機 entelechy” 是組織和激活有機物質的非物質補充（ 缺乏所有 “數量特徵 characteristics of quantity” ）（ p 74 ）。同樣， Bergson 的生命衝動是一種非物質的生命衝動，它賦予有機物質生命；但 Bergson 將這種衝動理解為不斷地創造新事物，而不是創造一個特定的實體，更不是將其視為實現有機計劃（如目的論）（ pp 78–79 ） 。 “生命之光 Élan vital” 是沒有目的的生命力。在第六章 “Stem Cells and the Culture of Life” 中，Bennett 探討了生命文化政治中常見的 “靈魂活力論 soul vitalism” 概念如何與Kant、Driesch 和 Bergson 所發現的世俗、非個人的生命力觀點相似。透過這樣做，她證明了 “生命物質二元及其相關物，自然的機器模型” 具有 “非物質主體的活力論 vitalism of nonmaterial agents” （ p 92 ）。換句話說，活力論命名了我們用來解釋行動、創造力和差異的原則。要理解世界會根據自身情況而變化，需要有活力的概念。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們都是某種活力論者。問題在於我們恰好是哪一類活力論者。
Jane Bennett 的活力論、活力唯物論，透過將能動性融入物質（她的 “異質一元論” ） ，放棄了賦予非物質生命的動力。物質的存在和活動是因為其特定的、生態糾纏的存在 ，而不是因為某種幽靈般的力量在推動它。Bennett 的意志並不存在於自然的不同層面（正如 Whitehead 所說，只有一個自然）。她的批評無意中揭露了從古典時代到後現代時期的許多修辭理論的活力論自負。修辭理論普遍認為，修辭主體或機構的力量不僅取決於它的具體體現，還取決於無形的附加元素 —— 理性、意義、感覺、動機 —— 透過修辭主體發揮作用，激發回應者的蛻變。換句話說，修辭理論依賴無定形的政治生物學來解釋其力量，借用了有性生殖的創造力和力量的廣泛邏輯。生殖，具有性別和性別的所有複雜性，幾千年來一直是創造力的終極模板。相較之下，新唯物主義政治生態學要求從存有論的角度重新評估修辭的力量從何而來、如何運作，以及修辭現在是甚麼或可能變成甚麼樣子。如果修辭的力量不是補充活力的結果，如果行動是修辭的，因為我們和周圍的世界是物質的（而不是因為我們不僅僅是物質），那麼我們必須認真重新考慮修辭是甚麼以及它與行動的關係的基本假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