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猫。
去年放下offer通知电话躺在床上，脑海中产生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我终于要在一个城市定居了，我能养猫了”；即便如此，除了找公寓时随口问过中介可不可以养宠物，也没有做过更进一步的计划了。然后猫就在今年春天突然掉进我怀里，像每个好机会一样，在没有承担过多期待的时刻平静而合宜地嵌入我的人生。猫是只特别好的猫，我立刻像一个被击晕的爱人，她在我眼里一天天地变得最可爱、最特殊。
猫改变了我很多：我第一次感觉到盯着另一个活物出神的趣味，无论她在做什么或什么也不做，无论我在做什么或什么也不做，只是看，就感到莫大的满足。当我把手轻轻放在她身上，我感到呼吸、感到温度、感到生命，她对着我打个哈欠，她吃饭时发出的轻响，她在浴室地角落里畏罪拉屎，然后眼巴巴地看着我打扫，都让我感到生命，她是一个生命，每一秒都趣味无穷。与猫一同生活就像某种亲密关系的训练，从小处开始，逐渐习惯肢体接触、共同存在和表达爱意，逐渐学会观察细节、履行责任。当猫颠颠地跑下楼梯，低下头来蹭我的袜子，我感到由衷的幸福和简单。连“牵挂”这种陌生的情绪，我都在离开家的几天依稀体会到了。
猫来的时候，是纽约疫情最高峰的时候。有一天我躺在床上听 This American Life 对纽约人的采访，听着听着就开始流泪。猫在我的旁边呼呼大睡，房间没有开灯，黑暗中她像一团会呼吸的稻草。我把头往前挪挪，额头碰到她的身侧，毛一抖一抖地，像是在抚摸我；她当然并不理睬我浸入床单的泪水，继续沉睡，但她让我确认生命，确认我自己活着。猫爱不爱人呢？对于人类来说，这恐怕完全不重要。我确实因为猫的存在以及对猫的微小的爱而改变了，这本身已经非常让人快乐。
2. 客厅。
几年前，我不会觉得自己是个好客的人；我不擅长“招待”，也不擅长“被招待”。但过去的三年里，这件事一点点地改变了。现在回想起来，“请朋友来家里”的意愿其实是和对“家”的认同成正比的：如果我认为一间房子不能称作“家”，而仅仅是“住所”，那我也不会产生邀请别人光顾的欲望；只有当一个地方变成“家”，它才有“主人”，也就才有“客人”。
伦敦 Palmers Rd、上海的 703、布鲁克林的达菲，今天，我在我成年以后的第三个“家”里。早在和糊住在伦敦时，我们就经常开玩笑说起“自家客厅沙龙化”的想法——也许也不是开玩笑，但作为在学生和初入职场之间摇摆的年轻人，天然不具备也不希求具备任何传统“沙龙”的权威、名望、趣味和一系列的阶级属性；或者说，是在对自己的阶级特权充分自觉的前提下，不去追求和沉溺于“沙龙”的优越感，而只是借用“沙龙”作为“客厅”的最基本含义。
疫情开始后，我鲜明地感受到曾经的社交方式不再有效：电影院、夜店、美术馆的关闭和餐馆、咖啡厅和酒吧的萎缩，带来的是与人相遇、相识、加深连接的中立场所的消失，新的关系几乎无法再在公共空间里形成（而这几乎是纽约的最主要乐趣）。所以，至少对我而言，“客厅”的启用既是必要的，也是充满惊喜的。客厅作为通常意义上的私密空间，不得不重新向外打开，成为半私密、半公共空间，成为认识新朋友、重逢老朋友的缓冲地带，成为生活中绝大多数的分享行为发生的地方。（另一个维度，虽然我和糊共有的物理客厅已经失去，但因为播客”越烤越糊“的存在，我们得以持续共建一个虚拟客厅，进行我们在一起居住时未完成的对话，并邀请四海朋友时不时来“坐坐”。）
我很喜欢达菲在做的事。每一周，无论人多人少、新老朋友，达菲的客厅都在发挥着除了服务这个房子的主人以外，将更多的客人欢迎进门的工作。几乎每一周都有自我介绍环节，因为时不时都有从未出现过的新人登门，或者是出现不同的组合。甚至出现在达菲的人，很可能不是达菲任何一个主人的熟人，只是“朋友的朋友”，“最近在纽约，听朋友介绍就来玩了”。打开门看到一个“陌生人”也许是件很恐怖的事，但又因为所有人同属于一个diaspora的状态而变得合情合理。客厅在异乡，也变成了一个目的地。当开始有朋友“不请自来”时，我意识到，它已经从客厅变成“沙龙”了。没有“招待”发生，因此“客人”也不只是、不再是客人，主人则像猫一样（？）：我承认你来到了我的地盘，但不会关照你的一举一动。
2020年的最后一天，达菲的门依旧是打开的，并且还会持续打开，欢迎更多人一起来分享电影、食物和酒精。猫，可能已经成为布鲁克林名猫。
#豆瓣 #日记
去年放下offer通知电话躺在床上，脑海中产生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我终于要在一个城市定居了，我能养猫了”；即便如此，除了找公寓时随口问过中介可不可以养宠物，也没有做过更进一步的计划了。然后猫就在今年春天突然掉进我怀里，像每个好机会一样，在没有承担过多期待的时刻平静而合宜地嵌入我的人生。猫是只特别好的猫，我立刻像一个被击晕的爱人，她在我眼里一天天地变得最可爱、最特殊。
猫改变了我很多：我第一次感觉到盯着另一个活物出神的趣味，无论她在做什么或什么也不做，无论我在做什么或什么也不做，只是看，就感到莫大的满足。当我把手轻轻放在她身上，我感到呼吸、感到温度、感到生命，她对着我打个哈欠，她吃饭时发出的轻响，她在浴室地角落里畏罪拉屎，然后眼巴巴地看着我打扫，都让我感到生命，她是一个生命，每一秒都趣味无穷。与猫一同生活就像某种亲密关系的训练，从小处开始，逐渐习惯肢体接触、共同存在和表达爱意，逐渐学会观察细节、履行责任。当猫颠颠地跑下楼梯，低下头来蹭我的袜子，我感到由衷的幸福和简单。连“牵挂”这种陌生的情绪，我都在离开家的几天依稀体会到了。
猫来的时候，是纽约疫情最高峰的时候。有一天我躺在床上听 This American Life 对纽约人的采访，听着听着就开始流泪。猫在我的旁边呼呼大睡，房间没有开灯，黑暗中她像一团会呼吸的稻草。我把头往前挪挪，额头碰到她的身侧，毛一抖一抖地，像是在抚摸我；她当然并不理睬我浸入床单的泪水，继续沉睡，但她让我确认生命，确认我自己活着。猫爱不爱人呢？对于人类来说，这恐怕完全不重要。我确实因为猫的存在以及对猫的微小的爱而改变了，这本身已经非常让人快乐。
2. 客厅。
几年前，我不会觉得自己是个好客的人；我不擅长“招待”，也不擅长“被招待”。但过去的三年里，这件事一点点地改变了。现在回想起来，“请朋友来家里”的意愿其实是和对“家”的认同成正比的：如果我认为一间房子不能称作“家”，而仅仅是“住所”，那我也不会产生邀请别人光顾的欲望；只有当一个地方变成“家”，它才有“主人”，也就才有“客人”。
伦敦 Palmers Rd、上海的 703、布鲁克林的达菲，今天，我在我成年以后的第三个“家”里。早在和糊住在伦敦时，我们就经常开玩笑说起“自家客厅沙龙化”的想法——也许也不是开玩笑，但作为在学生和初入职场之间摇摆的年轻人，天然不具备也不希求具备任何传统“沙龙”的权威、名望、趣味和一系列的阶级属性；或者说，是在对自己的阶级特权充分自觉的前提下，不去追求和沉溺于“沙龙”的优越感，而只是借用“沙龙”作为“客厅”的最基本含义。
疫情开始后，我鲜明地感受到曾经的社交方式不再有效：电影院、夜店、美术馆的关闭和餐馆、咖啡厅和酒吧的萎缩，带来的是与人相遇、相识、加深连接的中立场所的消失，新的关系几乎无法再在公共空间里形成（而这几乎是纽约的最主要乐趣）。所以，至少对我而言，“客厅”的启用既是必要的，也是充满惊喜的。客厅作为通常意义上的私密空间，不得不重新向外打开，成为半私密、半公共空间，成为认识新朋友、重逢老朋友的缓冲地带，成为生活中绝大多数的分享行为发生的地方。（另一个维度，虽然我和糊共有的物理客厅已经失去，但因为播客”越烤越糊“的存在，我们得以持续共建一个虚拟客厅，进行我们在一起居住时未完成的对话，并邀请四海朋友时不时来“坐坐”。）
我很喜欢达菲在做的事。每一周，无论人多人少、新老朋友，达菲的客厅都在发挥着除了服务这个房子的主人以外，将更多的客人欢迎进门的工作。几乎每一周都有自我介绍环节，因为时不时都有从未出现过的新人登门，或者是出现不同的组合。甚至出现在达菲的人，很可能不是达菲任何一个主人的熟人，只是“朋友的朋友”，“最近在纽约，听朋友介绍就来玩了”。打开门看到一个“陌生人”也许是件很恐怖的事，但又因为所有人同属于一个diaspora的状态而变得合情合理。客厅在异乡，也变成了一个目的地。当开始有朋友“不请自来”时，我意识到，它已经从客厅变成“沙龙”了。没有“招待”发生，因此“客人”也不只是、不再是客人，主人则像猫一样（？）：我承认你来到了我的地盘，但不会关照你的一举一动。
2020年的最后一天，达菲的门依旧是打开的，并且还会持续打开，欢迎更多人一起来分享电影、食物和酒精。猫，可能已经成为布鲁克林名猫。
#豆瓣 #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