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黎安（2008，周黎安2014）把这一制度称为“行政发包制”的制度安排，并从信息和激励经济学的角度，对这一制度做了最为完整、深入的分析讨论。曹正汉（2011）从分散决策风险的角度，讨论了这一治理模式的优势，及其对中国政治制度稳定性的意义。许多学者们已经注意到，这一制度安排在中国历史上也有迹可循（Huang 2008）。从形式上，这一逐级代理制度似乎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一统体制和有效治理之间的矛盾：“代理”制度维系了一统体制的基本结构和象征性权威，而事权、人事权的下放则把治理权力放到了最有信息的层次上；如此制度安排，施以恰当激励，各级下属相率同心尽力，中央因此可以高枕无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