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及其逻辑
战略潜能的第三个因素是网络能力（network capability），也针对的是权力玩家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不过，这强调的是与其他组织和利益集团建立同盟的能力，用于扩大行为体个人的关注范围，或者获取更多信誉。这样的政治网络只有在政治盟友之间存在足够的交叉时才能形成。
对于形成有效、长久的联盟而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不仅仅是拥有共同的主题和目标，还包括共同的惯习和实践，以及对公共利益的共同解释视野。
政党、公司、非政府组织、教会或其他组织间的政治联盟是非常有效的政治战略工具。尽管如此，它们的构成在实际上必须面向或符合战略目标。就此而言，需要从两个维度进行评估：质量和数量。当需要与一小群专业的决策者和利益相关者完成一个高度集中的目标，而这个目标很少受到公众的关注时，例如，修订药品条令，那么就应该与少数能力强大的伙伴建立同盟关系。在这里，信息交换、共享专业知识及其声誉是首要的。对于像欧盟和美国签署《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这样广泛的战略目标而言，情况是不同的，这不仅涉及诸多权力领域和利益群体，还有巨大的公众动员潜能。该协定未能成行，主要是因为支持者没能建立起整合不同组织和社会各阶层的广泛联盟，没有在其中强调公众利益。反而在欧洲社会中，对疏远且排外的政治决策精英集团产生了一种印象，认为他们的统治是违背民意的。反对TTIP的人在欧洲范围内建立起了联盟，成员包括全球化反对者、环保主义者和动物权利保护者，也有右翼和左翼民粹主义者，他们以“TTIP kills”（TTIP杀戮）或“Tango vs. TTIP”（探戈还是TTIP）等简单的标语开启了大规模的抗议浪潮。 大规模的声浪和该议题所产生的情绪感染使得与之相关的专业知识和专家名气变得毫无用处；信誉陷阱无可避免。
以上案例清晰地说明了两件事。第一，尽管存在不同，但是动员能力和网络能力在实际中常常紧密交织；第二，同盟构建中的公共因素总是具有战略风险或机遇的，需要思考和评估。可以肯定的是，从某种角度而言，修订单一条令和签署自由贸易协定，这些都是政治和战略目标的极端例子。实际上，在大多数情况下，构建以目标为导向的网络不能只看重数量或者质量，而是要注重两者的平衡。因此，我们认为，网络能力所产生的潜力不仅仅是以在主题、惯习和实践中创造节点或交叉的能力为基础，而且要基于判断，这使得所设想的联盟在数量和质量上达到平衡。
第四个战略能力：传递能力。这是将与实现战略目标相关的考量、利益和意见传递给其他个人或机构的能力。我们最好从“传递”（mediating）一词的字面意思进行理解：这不仅仅是使信息易于理解，即翻译成接收人的语言，还要使该信息具有说服力。例如，任何在对话中成功地传递了请求、使理性与感性兼具的人，他或她就被认为是值得倾听、可信赖的沟通伙伴。初看上去，似乎有两个关键要素是相互冲突的：真诚（truthfulness）和修辞技巧（rhetorical finesse）。
真诚不意味着我们的观点总是真理，不会受到任何质疑。从知识论的角度而言，这样的要求过于复杂，因为这假设存在无限的元知识（meta-knowledge），给传递信息者的自我反省强加了不切实际的高标准。当然，真诚意味着表述和实际行动相符，也就是说话和行为保持一致。言行无法一致的权力行为体要么被认为是反复无常的，要么是固执己见的。他们是无法信赖的。即便他们的论述具有说服力，但是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是会遭到反对。
对政治吹毛求疵的人可能会指出，如果权力行为体无法恰当地掩盖言行之间的差异，那么真诚就仅是传递能力的关键要素而已。应该认真对待这样的质疑，这里需要说明两点。第一，当然，隐瞒和保密是所有政治策略的一部分。这一事实在知识和权力之间最初的内在联系中已经很明显了。在权力知识上享有的优势为权力带来了明确的优势，这反过来极大地增加了战略成功的可能。因此，对竞争对手、批评人士和潜在对手隐瞒信息，使他们无法了解自己的能力和目标，这是战略所要求的。第二，无论权力行为体如何完善，隐瞒能力都有其实际限制：言行之间的分歧越大，越容易被发现，也越难掩盖。此外，谨慎还出于另一个原因：当今的全球数字网络通信空间比世界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具有更大的调查潜力。目前关于假新闻的争论并没有改变这一点。简而言之，由于被认为是反复无常或固执己见的人的风险成倍增加，所以至少从长期来看，这样的隐瞒策略很可能不会成功。
战略潜能的第三个因素是网络能力（network capability），也针对的是权力玩家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不过，这强调的是与其他组织和利益集团建立同盟的能力，用于扩大行为体个人的关注范围，或者获取更多信誉。这样的政治网络只有在政治盟友之间存在足够的交叉时才能形成。
对于形成有效、长久的联盟而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不仅仅是拥有共同的主题和目标，还包括共同的惯习和实践，以及对公共利益的共同解释视野。
政党、公司、非政府组织、教会或其他组织间的政治联盟是非常有效的政治战略工具。尽管如此，它们的构成在实际上必须面向或符合战略目标。就此而言，需要从两个维度进行评估：质量和数量。当需要与一小群专业的决策者和利益相关者完成一个高度集中的目标，而这个目标很少受到公众的关注时，例如，修订药品条令，那么就应该与少数能力强大的伙伴建立同盟关系。在这里，信息交换、共享专业知识及其声誉是首要的。对于像欧盟和美国签署《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这样广泛的战略目标而言，情况是不同的，这不仅涉及诸多权力领域和利益群体，还有巨大的公众动员潜能。该协定未能成行，主要是因为支持者没能建立起整合不同组织和社会各阶层的广泛联盟，没有在其中强调公众利益。反而在欧洲社会中，对疏远且排外的政治决策精英集团产生了一种印象，认为他们的统治是违背民意的。反对TTIP的人在欧洲范围内建立起了联盟，成员包括全球化反对者、环保主义者和动物权利保护者，也有右翼和左翼民粹主义者，他们以“TTIP kills”（TTIP杀戮）或“Tango vs. TTIP”（探戈还是TTIP）等简单的标语开启了大规模的抗议浪潮。 大规模的声浪和该议题所产生的情绪感染使得与之相关的专业知识和专家名气变得毫无用处；信誉陷阱无可避免。
以上案例清晰地说明了两件事。第一，尽管存在不同，但是动员能力和网络能力在实际中常常紧密交织；第二，同盟构建中的公共因素总是具有战略风险或机遇的，需要思考和评估。可以肯定的是，从某种角度而言，修订单一条令和签署自由贸易协定，这些都是政治和战略目标的极端例子。实际上，在大多数情况下，构建以目标为导向的网络不能只看重数量或者质量，而是要注重两者的平衡。因此，我们认为，网络能力所产生的潜力不仅仅是以在主题、惯习和实践中创造节点或交叉的能力为基础，而且要基于判断，这使得所设想的联盟在数量和质量上达到平衡。
第四个战略能力：传递能力。这是将与实现战略目标相关的考量、利益和意见传递给其他个人或机构的能力。我们最好从“传递”（mediating）一词的字面意思进行理解：这不仅仅是使信息易于理解，即翻译成接收人的语言，还要使该信息具有说服力。例如，任何在对话中成功地传递了请求、使理性与感性兼具的人，他或她就被认为是值得倾听、可信赖的沟通伙伴。初看上去，似乎有两个关键要素是相互冲突的：真诚（truthfulness）和修辞技巧（rhetorical finesse）。
真诚不意味着我们的观点总是真理，不会受到任何质疑。从知识论的角度而言，这样的要求过于复杂，因为这假设存在无限的元知识（meta-knowledge），给传递信息者的自我反省强加了不切实际的高标准。当然，真诚意味着表述和实际行动相符，也就是说话和行为保持一致。言行无法一致的权力行为体要么被认为是反复无常的，要么是固执己见的。他们是无法信赖的。即便他们的论述具有说服力，但是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是会遭到反对。
对政治吹毛求疵的人可能会指出，如果权力行为体无法恰当地掩盖言行之间的差异，那么真诚就仅是传递能力的关键要素而已。应该认真对待这样的质疑，这里需要说明两点。第一，当然，隐瞒和保密是所有政治策略的一部分。这一事实在知识和权力之间最初的内在联系中已经很明显了。在权力知识上享有的优势为权力带来了明确的优势，这反过来极大地增加了战略成功的可能。因此，对竞争对手、批评人士和潜在对手隐瞒信息，使他们无法了解自己的能力和目标，这是战略所要求的。第二，无论权力行为体如何完善，隐瞒能力都有其实际限制：言行之间的分歧越大，越容易被发现，也越难掩盖。此外，谨慎还出于另一个原因：当今的全球数字网络通信空间比世界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具有更大的调查潜力。目前关于假新闻的争论并没有改变这一点。简而言之，由于被认为是反复无常或固执己见的人的风险成倍增加，所以至少从长期来看，这样的隐瞒策略很可能不会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