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执政肇始的20世纪中叶，中国大地经过了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涤荡，中华帝国的双重合法性即传统权威和卡理斯玛权威都受到质疑和深刻撼动，特别是皇权继承的传统合法性不复存在。虽然儒教文化仍浸润于人们日常生活之中，但儒教基础上的传统权威已经不能成为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声称。民主宪政的法理权威已经成为20世纪现代国家不争的合法性基础。建国伊始，新中国的合法性几无争议地建立在这一形式之上，体现在人民代表大会和党内外的选举任命等一系列制度安排之上。但在一个经历了数千年君主官僚制、浸濡于儒教文化中的传统中国社会，法理权威并没有真正植根，所以，在国家运行的实际过程中，执政党并不是将其执政合法性基础建立在法理权威之上。而中国历史上皇权的另一个合法性基础——卡理斯玛权威——以新的形式成为执政党的实质性权力依据，执政党的种种做法的确是在倾注精力来塑造卡理斯玛权威。
这是历史的选择。如韦伯所言，卡理斯玛权威的核心是，领袖以其超凡禀赋而得到追随者的拥戴和服从；而领袖则通过不断地创造“奇迹”来显示其超凡禀赋，以延续和强化这一合法性基础。中国共产党在早期经历中命运多舛，领导更替频繁，后经过长征以及延安时期，逐渐稳步壮大，形成了以毛泽东为中心的稳定领导核心，毛泽东的卡理斯玛权威已经崭露头角（韩金铃2007，高华2000）；随后经过艰苦卓绝的军事斗争，从小到大，在出乎意料的短时间里夺取政权。在建国前后以摧枯拉朽的气势夺取政权、平定时局。台湾史学家陈永发（1998）注意到，共产党在建国初清除各地土匪武装，仅仅“经过头一年的清剿，地方‘军事割据’的扫平已在中共掌握之中。专就这一点来说，中共之‘平天下’，比传统朝代顺利多了，更比国民政府有效多了”（第468页）。这一切都为超凡禀赋的卡理斯玛权威提供了有力的印证。卡理斯玛权威需要用政绩（即韦伯意义上的“奇迹”）来证明它的超凡禀赋，这也体现在毛泽东在建国后通过“国家运动”在经济上激进发展的一系列做法（冯仕政2011）。建国初期的抗美援朝战争，国内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体制的建立，这些做法的功过是非世人仍争论不已，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这一切摆脱了近代以来中国积弱贫困、列强鱼肉的经历，的确是中国共产党的辉煌成就。在经过了战争动荡，民生凋敝，丧权辱国的民族危机之后，中国大地有期冀奇迹、崇尚伟人的卡理斯玛权威的肥沃土壤。建国前后执政党所作所为的一系列政绩都强化了执政党特别是毛泽东的卡理斯玛权威。因此，我同意冯仕政（2011）的判断，“用韦伯的观点来看，中国1949—1976年间的国家当属原初意义上的卡理斯玛权威”。
卡理斯玛权威的一个重要渊源是“追随者”的认可和服从，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的鲜明特点。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的历史过程中就与民众发生了密切的关系，建国以后，“群众路线”成为其执政方针之一。如冯仕政（2011）的研究显示，建国以来的各类群众运动可以从毛泽东卡理斯玛权威的角度加以解读。一方面，卡理斯玛权威可以有效地动员群众来投入到政治、经济和社会诸方面的建设过程中，另一方面，群众运动又持续强化了群众与领袖间的关系。这一卡理斯玛权威在“文革”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王绍光（2009［2005］）的研究强调“文革”参与者按照自己的理性判断和利益卷入“文革”，但他也清楚意识到毛泽东的卡理斯玛权威所在：“我们或许应该将‘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参加者称为‘理性的真正信徒’，原因是他们确实将毛泽东视为‘具有超自然能力的天生奇人，或者至少是天赋异禀的人’，他们愿意全身心投入到毛的事业中，而不管这个事业是什么样的事业”（第253页）。
韦伯指出，卡理斯玛权威有着内在的不稳定性和延续的困难，因此可能会经历一个“常规化”（routinization）的过程，即将超凡禀赋领袖的个人魅力转而移植到稳定的组织设施上，使得这些组织设施具有卡理斯玛权威的禀性，涂上“神圣化”的色彩。建国以后，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正是经历了这样一个卡理斯玛化过程。中国共产党光荣的革命史、工人阶级先锋队的称谓，都放射出这种超凡禀赋的光芒，而其领袖毛泽东则更是这一权威的化身。执政党卡理斯玛权威的常规化体现在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上，如党政的主从关系、红专的人事制度、常规与运动的双重过程等等（周雪光2012b）。如韦伯所言，在经过常规化过程后，“卡理斯玛支配事实上已与其他结构原则密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而变成只是经验的历史图像里的一个成分，这种往往已面貌模糊、难以辨识的变形，也唯有在理论的观察下才能解析得出来”（韦伯2004b：280）。如是，实质上的卡理斯玛权威在形式上与法理权威融为一体，成为当代中国的支配形式。
这是历史的选择。如韦伯所言，卡理斯玛权威的核心是，领袖以其超凡禀赋而得到追随者的拥戴和服从；而领袖则通过不断地创造“奇迹”来显示其超凡禀赋，以延续和强化这一合法性基础。中国共产党在早期经历中命运多舛，领导更替频繁，后经过长征以及延安时期，逐渐稳步壮大，形成了以毛泽东为中心的稳定领导核心，毛泽东的卡理斯玛权威已经崭露头角（韩金铃2007，高华2000）；随后经过艰苦卓绝的军事斗争，从小到大，在出乎意料的短时间里夺取政权。在建国前后以摧枯拉朽的气势夺取政权、平定时局。台湾史学家陈永发（1998）注意到，共产党在建国初清除各地土匪武装，仅仅“经过头一年的清剿，地方‘军事割据’的扫平已在中共掌握之中。专就这一点来说，中共之‘平天下’，比传统朝代顺利多了，更比国民政府有效多了”（第468页）。这一切都为超凡禀赋的卡理斯玛权威提供了有力的印证。卡理斯玛权威需要用政绩（即韦伯意义上的“奇迹”）来证明它的超凡禀赋，这也体现在毛泽东在建国后通过“国家运动”在经济上激进发展的一系列做法（冯仕政2011）。建国初期的抗美援朝战争，国内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体制的建立，这些做法的功过是非世人仍争论不已，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这一切摆脱了近代以来中国积弱贫困、列强鱼肉的经历，的确是中国共产党的辉煌成就。在经过了战争动荡，民生凋敝，丧权辱国的民族危机之后，中国大地有期冀奇迹、崇尚伟人的卡理斯玛权威的肥沃土壤。建国前后执政党所作所为的一系列政绩都强化了执政党特别是毛泽东的卡理斯玛权威。因此，我同意冯仕政（2011）的判断，“用韦伯的观点来看，中国1949—1976年间的国家当属原初意义上的卡理斯玛权威”。
卡理斯玛权威的一个重要渊源是“追随者”的认可和服从，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的鲜明特点。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的历史过程中就与民众发生了密切的关系，建国以后，“群众路线”成为其执政方针之一。如冯仕政（2011）的研究显示，建国以来的各类群众运动可以从毛泽东卡理斯玛权威的角度加以解读。一方面，卡理斯玛权威可以有效地动员群众来投入到政治、经济和社会诸方面的建设过程中，另一方面，群众运动又持续强化了群众与领袖间的关系。这一卡理斯玛权威在“文革”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王绍光（2009［2005］）的研究强调“文革”参与者按照自己的理性判断和利益卷入“文革”，但他也清楚意识到毛泽东的卡理斯玛权威所在：“我们或许应该将‘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参加者称为‘理性的真正信徒’，原因是他们确实将毛泽东视为‘具有超自然能力的天生奇人，或者至少是天赋异禀的人’，他们愿意全身心投入到毛的事业中，而不管这个事业是什么样的事业”（第253页）。
韦伯指出，卡理斯玛权威有着内在的不稳定性和延续的困难，因此可能会经历一个“常规化”（routinization）的过程，即将超凡禀赋领袖的个人魅力转而移植到稳定的组织设施上，使得这些组织设施具有卡理斯玛权威的禀性，涂上“神圣化”的色彩。建国以后，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正是经历了这样一个卡理斯玛化过程。中国共产党光荣的革命史、工人阶级先锋队的称谓，都放射出这种超凡禀赋的光芒，而其领袖毛泽东则更是这一权威的化身。执政党卡理斯玛权威的常规化体现在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上，如党政的主从关系、红专的人事制度、常规与运动的双重过程等等（周雪光2012b）。如韦伯所言，在经过常规化过程后，“卡理斯玛支配事实上已与其他结构原则密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而变成只是经验的历史图像里的一个成分，这种往往已面貌模糊、难以辨识的变形，也唯有在理论的观察下才能解析得出来”（韦伯2004b：280）。如是，实质上的卡理斯玛权威在形式上与法理权威融为一体，成为当代中国的支配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