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樹志先生《重寫晚明史》系列，煌煌五巨冊，自綜述性的《晚明大變局》開端，續之以《新政與盛世》、《朝廷與黨爭》、《內憂與外患》、《王朝的末路》，詳述萬曆、泰昌（明光宗在位僅一個月）、天啟、崇禎四朝政治，精細勾勒出七十一年間時局變遷的全景，觀點循史實而生，不拘泥於舊志，是瞭解晚明歷史的正本清源之作。
晚明有似中國歷史的一段洄水灣，曲折離奇、氣象萬千，上至帝王將相，下至販夫走卒，個性都很鮮明。集通俗文學之大成的馮夢龍，恰恰就生於萬曆二年，卒於明亡之後二年，一生縱貫樊先生所定義的晚明時期，馮夢龍詩句“最是一生淒絕處”，或可用來形容這段奇崛繁複的多事之秋。
正因為一時才傑輩出，又趕上戲曲、小說等通俗文學發展迅猛，晚明故事容易流為戲說，影射萬歷朝宰臣申時行的《玉蜻蜓》，竟在當時就廣為傳播，清初更有曠世之作《桃花扇》出現。所以晚明時期，皇帝如萬曆、崇禎，宰臣如張居正，督帥如袁崇煥，儒士如東林諸君子，太監如魏忠賢，貳臣如吳三桂，反叛如李自成、張獻忠，娼流如陳圓圓、柳如是，經通俗文學渲染之後，紛紛成為極耐咀嚼的人物。
這股潮流經久不衰，今天網上為數眾多的“穿越”、“架空”類小說，仍然熱衷選取晚明為改造物件，我流覽過不下數十部，其中亦可窺見一些所謂的新觀點，極端者甚至趨向于肯定魏忠賢“閹黨”，而指東林黨人為亡國罪人，認為前者注重實際，後者只會紙上談兵——支援這種反智論的人居然不在少數，即便持論者腦洞再大，翻案翻成這樣仍然出人意料。
需要明確的是，在整個明代中後期，太監濫權都是常態，魏忠賢只不過是這一現象的波峰而已，至於列名東林黨的官員，也並非都只會高談闊論。唯有明瞭外廷官員和內廷太監之間權力來源的異同，才能明瞭兩者之間鬥爭的本質。
萬曆四十三年，時任工科給事中何士晉主編過一本《工部廠庫須知》，這部書有點像今天的政府採購目錄， 將工部收納採買的物資和人工費用列出詳細清單，比如刑部要用到的枷鎖，物料多少錢，人工多少錢等等，一一列出，精確到了毫釐絲忽。
工科給事中是負責監察工部的官員，何士晉編撰此書的緣由並非純為本職工作，當時太監直接插手官方物資採購，盤剝商民，由此民怨沸騰，為了限制太監越權，他才選擇了這種透明化的方式，試圖從技術上解決這一問題。除了何士晉之外，工部所屬四司的主事都參與了編撰，可見他們對太監濫權的災難性後果有著清醒而統一的認識。
何士晉等人任職的六部和監察部門屬於外廷機構，雖然在皇權面前處於被支配地位，但行政部門天然具有的中立性質和公共色彩，使得外廷官員多少會有一些“大局觀”，知道如何避免涸澤而漁的窘境，以保證體制的延續性。不少秉承儒家親民思想的官員，出於同情百姓的樸素觀念，甚至不惜個人身家性命，敢於向皇帝叫板。
相比之下，太監掌權的屬性就不同了，他們擁有的本質上是變異的皇權，除了皇帝出自個人喜好的生殺予奪之外，幾乎不受任何道德和和法制層面的制約，因此很容易將制度與人性之惡放大到極點，膨脹成吞噬天下的怪獸。
侵蝕工部職權的，正是臭名卓著的徵稅太監。與文官集團很不對付的萬曆皇帝，選擇了向各地派遣太監掌管賦稅和礦業，這種看似“高效”的斂財方式，實質上嚴重侵攘了六部的正常工作，也將太監集團的財力和地位提高了前所未有的地步。
據樊先生統計，僅萬曆二十五年到萬曆三十四年，派往各地掌管賦稅和礦業的太監們，向皇帝上交了白銀五百六十九萬兩，而他們從民間搜刮白銀總計可能超過五千萬兩。與此對應的是，國庫正式收入連年下降，地方經濟陷入困頓，各地民變頻仍。直到萬曆皇帝死後，礦稅太監才被取消，但淩駕于一切行政機構的“太監”，已成尾大不掉之勢。
魏忠賢就這樣登上了歷史舞臺。
天啟一朝首尾不過七年，在皇帝的寵信下，出身流氓無賴的魏忠賢躍升為司禮監秉筆太監，直至封為上公，將大明朝帶到了太監專權的頂峰。樊樹志先生在書中辟有專章描述魏忠賢專權的細節，不少魏氏黨徒甚至稱其為“九千九百歲爺爺”，各地建生祠為之紀功德，這樣的奇觀，在中國漫長的封建史上都不多見。
失去主導權的士大夫群體聚集于東林書院，以講學形式批評時事，試圖從輿論上對朝政施壓，自然遭到魏氏迫害，與他們相呼應的朝中人士也一一被打壓，此時已經升任兵部右侍郎的何士晉，就列入了仿《水滸》而捏造的東林一百零八將名單，他的名號是“地佐星小溫侯”。在魏忠賢主持下，何士晉被誣以受賄罪名革去官職，鬱鬱而終。
何士晉這樣的官員具有一定代表意義，思想上宗從儒家，忠君愛國，在長期的仕宦生涯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憑藉真才實幹爬升到正三品大員的位置上，他關心民生，為官清廉，堪稱王朝中流砥柱。然而這樣的人物，卻扛不過魏忠賢一言誣告，大是大非之間的輕重失衡，已經到了不可逆轉的程度。
所謂“積重難返”，就是這般光景。樊樹志先生總結道：“閹黨專政，倒行逆施……從根本上摧毀了士大夫精英階層對朝廷的期望，舉國上下陷入難以言說的絕望之中，離心離德。大明王朝瀕臨滅亡的邊緣。”
從何士晉等人的努力可以看出，萬曆後期至少還有一批有擔當的官員希望國家向好，並且採取了相應的行動，歷經光啟一朝，在魏忠賢的摧殘之下，帝國的脊樑骨實際上已經被打斷，隨之而來的是斯文喪盡後的糜爛。崇禎二年，負責巡視工部廠庫的工科給事中王都，就以貪汙罪被皇帝革職，此時上距他的前輩何士晉編出那本《工部廠庫須知》，不過短短十四年。
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魏忠賢權傾天下的時間，滿打滿算只有兩三年而已，就在這兩三年中，陝西大旱引發民亂，其後蔓延不絕，直至醞釀出李自成、張獻忠這些帝國的掘墓人。裱糊匠崇禎皇帝戰術層面上的勤政，絲毫改變不了大局，內憂外患將明王朝逼上了絕路，崇禎皇帝兢兢業業跟著祖宗基業走了最後一程，直至走上煤山。
是誰搞垮了大明王朝，一目了然。
作為時間軸上的後來者，對歷史當然可以有不同看法，而專業史家充滿誠意的寫作，才是廓清史實的基礎，所幸我們有了樊樹志先生《重寫晚明史》系列這樣的著作，遵循秉筆直書的史家傳統，讓我們不致掉進歷史虛無主義的窟窿中去。
晚明有似中國歷史的一段洄水灣，曲折離奇、氣象萬千，上至帝王將相，下至販夫走卒，個性都很鮮明。集通俗文學之大成的馮夢龍，恰恰就生於萬曆二年，卒於明亡之後二年，一生縱貫樊先生所定義的晚明時期，馮夢龍詩句“最是一生淒絕處”，或可用來形容這段奇崛繁複的多事之秋。
正因為一時才傑輩出，又趕上戲曲、小說等通俗文學發展迅猛，晚明故事容易流為戲說，影射萬歷朝宰臣申時行的《玉蜻蜓》，竟在當時就廣為傳播，清初更有曠世之作《桃花扇》出現。所以晚明時期，皇帝如萬曆、崇禎，宰臣如張居正，督帥如袁崇煥，儒士如東林諸君子，太監如魏忠賢，貳臣如吳三桂，反叛如李自成、張獻忠，娼流如陳圓圓、柳如是，經通俗文學渲染之後，紛紛成為極耐咀嚼的人物。
這股潮流經久不衰，今天網上為數眾多的“穿越”、“架空”類小說，仍然熱衷選取晚明為改造物件，我流覽過不下數十部，其中亦可窺見一些所謂的新觀點，極端者甚至趨向于肯定魏忠賢“閹黨”，而指東林黨人為亡國罪人，認為前者注重實際，後者只會紙上談兵——支援這種反智論的人居然不在少數，即便持論者腦洞再大，翻案翻成這樣仍然出人意料。
需要明確的是，在整個明代中後期，太監濫權都是常態，魏忠賢只不過是這一現象的波峰而已，至於列名東林黨的官員，也並非都只會高談闊論。唯有明瞭外廷官員和內廷太監之間權力來源的異同，才能明瞭兩者之間鬥爭的本質。
萬曆四十三年，時任工科給事中何士晉主編過一本《工部廠庫須知》，這部書有點像今天的政府採購目錄， 將工部收納採買的物資和人工費用列出詳細清單，比如刑部要用到的枷鎖，物料多少錢，人工多少錢等等，一一列出，精確到了毫釐絲忽。
工科給事中是負責監察工部的官員，何士晉編撰此書的緣由並非純為本職工作，當時太監直接插手官方物資採購，盤剝商民，由此民怨沸騰，為了限制太監越權，他才選擇了這種透明化的方式，試圖從技術上解決這一問題。除了何士晉之外，工部所屬四司的主事都參與了編撰，可見他們對太監濫權的災難性後果有著清醒而統一的認識。
何士晉等人任職的六部和監察部門屬於外廷機構，雖然在皇權面前處於被支配地位，但行政部門天然具有的中立性質和公共色彩，使得外廷官員多少會有一些“大局觀”，知道如何避免涸澤而漁的窘境，以保證體制的延續性。不少秉承儒家親民思想的官員，出於同情百姓的樸素觀念，甚至不惜個人身家性命，敢於向皇帝叫板。
相比之下，太監掌權的屬性就不同了，他們擁有的本質上是變異的皇權，除了皇帝出自個人喜好的生殺予奪之外，幾乎不受任何道德和和法制層面的制約，因此很容易將制度與人性之惡放大到極點，膨脹成吞噬天下的怪獸。
侵蝕工部職權的，正是臭名卓著的徵稅太監。與文官集團很不對付的萬曆皇帝，選擇了向各地派遣太監掌管賦稅和礦業，這種看似“高效”的斂財方式，實質上嚴重侵攘了六部的正常工作，也將太監集團的財力和地位提高了前所未有的地步。
據樊先生統計，僅萬曆二十五年到萬曆三十四年，派往各地掌管賦稅和礦業的太監們，向皇帝上交了白銀五百六十九萬兩，而他們從民間搜刮白銀總計可能超過五千萬兩。與此對應的是，國庫正式收入連年下降，地方經濟陷入困頓，各地民變頻仍。直到萬曆皇帝死後，礦稅太監才被取消，但淩駕于一切行政機構的“太監”，已成尾大不掉之勢。
魏忠賢就這樣登上了歷史舞臺。
天啟一朝首尾不過七年，在皇帝的寵信下，出身流氓無賴的魏忠賢躍升為司禮監秉筆太監，直至封為上公，將大明朝帶到了太監專權的頂峰。樊樹志先生在書中辟有專章描述魏忠賢專權的細節，不少魏氏黨徒甚至稱其為“九千九百歲爺爺”，各地建生祠為之紀功德，這樣的奇觀，在中國漫長的封建史上都不多見。
失去主導權的士大夫群體聚集于東林書院，以講學形式批評時事，試圖從輿論上對朝政施壓，自然遭到魏氏迫害，與他們相呼應的朝中人士也一一被打壓，此時已經升任兵部右侍郎的何士晉，就列入了仿《水滸》而捏造的東林一百零八將名單，他的名號是“地佐星小溫侯”。在魏忠賢主持下，何士晉被誣以受賄罪名革去官職，鬱鬱而終。
何士晉這樣的官員具有一定代表意義，思想上宗從儒家，忠君愛國，在長期的仕宦生涯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憑藉真才實幹爬升到正三品大員的位置上，他關心民生，為官清廉，堪稱王朝中流砥柱。然而這樣的人物，卻扛不過魏忠賢一言誣告，大是大非之間的輕重失衡，已經到了不可逆轉的程度。
所謂“積重難返”，就是這般光景。樊樹志先生總結道：“閹黨專政，倒行逆施……從根本上摧毀了士大夫精英階層對朝廷的期望，舉國上下陷入難以言說的絕望之中，離心離德。大明王朝瀕臨滅亡的邊緣。”
從何士晉等人的努力可以看出，萬曆後期至少還有一批有擔當的官員希望國家向好，並且採取了相應的行動，歷經光啟一朝，在魏忠賢的摧殘之下，帝國的脊樑骨實際上已經被打斷，隨之而來的是斯文喪盡後的糜爛。崇禎二年，負責巡視工部廠庫的工科給事中王都，就以貪汙罪被皇帝革職，此時上距他的前輩何士晉編出那本《工部廠庫須知》，不過短短十四年。
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魏忠賢權傾天下的時間，滿打滿算只有兩三年而已，就在這兩三年中，陝西大旱引發民亂，其後蔓延不絕，直至醞釀出李自成、張獻忠這些帝國的掘墓人。裱糊匠崇禎皇帝戰術層面上的勤政，絲毫改變不了大局，內憂外患將明王朝逼上了絕路，崇禎皇帝兢兢業業跟著祖宗基業走了最後一程，直至走上煤山。
是誰搞垮了大明王朝，一目了然。
作為時間軸上的後來者，對歷史當然可以有不同看法，而專業史家充滿誠意的寫作，才是廓清史實的基礎，所幸我們有了樊樹志先生《重寫晚明史》系列這樣的著作，遵循秉筆直書的史家傳統，讓我們不致掉進歷史虛無主義的窟窿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