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稍晚时期的证据显示，社祭使江南乡村形成了一种以共居为基础的社会认同感，这种认同感并非平行于地方上的亲属关系，而是对其产生了割裂作用。作为某社成员的身份与作为某人亲戚的身份一样都属于先赋地位。相关文献不断强调，没有人能够拒绝加入这种信仰团体，或拒绝为其提供资金援助。在集会中，游行队伍带着神像穿过所有组织成社的村落，因此这种游行清晰地划分了不同土地神的管辖范围；但这种集会本身并未传达强烈的集体认同感。然而在城镇中，会将围绕更高层次的神祇（我称之为统治神）组织，这种会在集体认同感的强化和社会团结的巩固方面能发挥更强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