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国王免不了寻常道德的评判，但个人道德品性并不是解读重大事件的首要标准，尽管大多数历史书都是这么写的。在大多数史书中，塔克文的狡猾、残忍、野心被故意安排在与共和大义敌对的语境当中，政治正确决定了他必须被写成道德败坏的样子。但是，回想一下，作为贤王的罗慕路斯、图鲁斯不也是这样吗？
我并不是说国王就应该在寻常道德面前拥有高高在上的豁免权，而是说寻常道德的审判不应该成为我们评判重大历史事件的唯一标准。因为寻常道德如果成了评判重大历史事件的标准，我们很容易既看不清事，也看不清人。如果我们跟着个人道德品性的褒贬走，那历史岂不是成了道德的大舞台，道德岂不是成了历史的主心骨？确实，有人就是要把历史和道德的关系紧紧地捆绑在一起，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李维其实也是这样。
道德不是不重要，但道德不是全部，尤其不是学历史的全部，甚至不是中心。我们当然要尊重孔子和李维的看法，从他们的褒贬当中理解当时的人对他们先辈的看法，以便为他们的后人树立正确的标准。但这只是历史中的一个方面。如果当成了全部，历史就会变得很简单，就像京剧脸谱一样容易辨识，那样一来，历史反而变得干瘪了。
而且，把历史中的道德褒贬看得太重，对我们个人的道德判断力来说是一种毒害。
把这个问题再往前引申一步：太过道德化地看待历史很容易让我们自己变得虚伪。在高调的道德思维当中，道德激情燃烧，好像真理在握，一个人就很容易思维简单，通常就是划线站队，跟圣人先贤们一起褒奖忠臣良将，一起痛斥乱臣贼子。
但是，道德激情吞食了道德判断力，会对人带来两个方面的巨大伤害。一方面，智识上，人对历史和世界的复杂性会丧失敏感和耐心，变得简单粗暴、顽固不化。[另一方面，道德上，人很容易变得心口不一，变得虚伪和傲慢。因为燃烧道德激情的人几乎察觉不到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他自己根本达不到那些已经在他心里无限推高了的道德标准。人和自己的高标准分开了，那就只能嘴上说说，把自己说得道德上光鲜亮丽而已。对别人高要求，对自己却没要求，不是典型的伪君子吗？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早就严肃地提醒过，激情必须被节制。必须再追加一句，道德上的激情也不例外。
节制住道德激情，用清明的智识去剖析大人物面对大形势的时候有没有大智慧，才是评判大人物的恰当姿态，也才能捕捉到历史中最有力量的部分。
我并不是说国王就应该在寻常道德面前拥有高高在上的豁免权，而是说寻常道德的审判不应该成为我们评判重大历史事件的唯一标准。因为寻常道德如果成了评判重大历史事件的标准，我们很容易既看不清事，也看不清人。如果我们跟着个人道德品性的褒贬走，那历史岂不是成了道德的大舞台，道德岂不是成了历史的主心骨？确实，有人就是要把历史和道德的关系紧紧地捆绑在一起，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李维其实也是这样。
道德不是不重要，但道德不是全部，尤其不是学历史的全部，甚至不是中心。我们当然要尊重孔子和李维的看法，从他们的褒贬当中理解当时的人对他们先辈的看法，以便为他们的后人树立正确的标准。但这只是历史中的一个方面。如果当成了全部，历史就会变得很简单，就像京剧脸谱一样容易辨识，那样一来，历史反而变得干瘪了。
而且，把历史中的道德褒贬看得太重，对我们个人的道德判断力来说是一种毒害。
把这个问题再往前引申一步：太过道德化地看待历史很容易让我们自己变得虚伪。在高调的道德思维当中，道德激情燃烧，好像真理在握，一个人就很容易思维简单，通常就是划线站队，跟圣人先贤们一起褒奖忠臣良将，一起痛斥乱臣贼子。
但是，道德激情吞食了道德判断力，会对人带来两个方面的巨大伤害。一方面，智识上，人对历史和世界的复杂性会丧失敏感和耐心，变得简单粗暴、顽固不化。[另一方面，道德上，人很容易变得心口不一，变得虚伪和傲慢。因为燃烧道德激情的人几乎察觉不到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他自己根本达不到那些已经在他心里无限推高了的道德标准。人和自己的高标准分开了，那就只能嘴上说说，把自己说得道德上光鲜亮丽而已。对别人高要求，对自己却没要求，不是典型的伪君子吗？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早就严肃地提醒过，激情必须被节制。必须再追加一句，道德上的激情也不例外。
节制住道德激情，用清明的智识去剖析大人物面对大形势的时候有没有大智慧，才是评判大人物的恰当姿态，也才能捕捉到历史中最有力量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