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央集权的形式中，中 央政府通过其中间和基层机构来承担其管理责任，全国服从中央。 这意味着，中央政府必须承担起来自全国四面八方的问题压力和给 出解决问题的答案。而在分权结构中，特定领域中的责任和压力由 各个层次的地方政府（省市县）承担，因此，同样的管理事务和责 任被分解到不同层次、不同领域和不同机构之中，其管理规模和压 力也相应分化。我们从当代中国六十年来的农村组织制度变迁可见 一斑。在人民公社时代，国家实行统购统销，将农业生产活动、生 产要素配置、产品出路一概纳入其计划经济之中，结果是必须付出 相应的管理成本和失误的代价。而在后集体化时代，农民有了耕 作、销售的自主权，收成好坏、价格浮动以及生产要素配置均与政 府无关，国家管理的幅度和压力也相应大幅度缩小。但值得指出的 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分权”种种实践并没有真正解决“产权明晰化”的可信性承诺，导致的结果常常是中央政府反而不得不直接面 对和承担分权所诱发的政治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