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舍”这一佛教伦理显得过于极端了。明朝晚期的大儒们猛烈抨击了通过宗教行为提升个人运势的做法；他们倡导的是一种积极的道德观，即个体当以德行立命。明末所谓的善书（尤其是功过格这个类型）提出，个体应明智地多行善举，将其作为保障自己及家人福祉的可靠方式。行德积善（此处的积善应是世俗而非宗教意义上的）可以带来切实可见的回报，这种回报不只体现为钱财的增加，还包括一些更宝贵的奖励：科举高中、多子多孙，以及更为广泛的社会福祉。在这种理念的影响下，明末的儒家精英阶层对慈善事业的关注越来越多。这些人同样奉行节制，视酒色财气为必须远离的人生四恶，但这种社会道德观的前提是适度与克制，而不是无我无物。该理念使功利性的目标被包裹在了道德的外衣之下，财富的积累和保存因此变得合情合理。最为重要的是，代表这类价值观的“中和的自我”（tempered self）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不必再受困于无情的业报法则，在这类人看来，业报不过是一种迷信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