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幸的是，为了开展许多政治家和社会理论家眼中的有益活动，政府总会通过各种形式干预储蓄的配置，包括政府贷款担保、公司及个人税收减免以及税务罚款等。有了这些干预手段，个人与企业也许更愿意申请某些类型的贷款，而银行也更愿意批准这些类型的贷款。于是，更多的社会资源便会投入这些受欢迎的活动中，比如住房建设、大学教育以及太阳能电池板的生产。这些政策的关键推动因素就是认为政府规划者要比储蓄者更清楚什么有利于社会发展的观念。但是，并没有证据表明事实就是这样。实际上，历史上充斥着各种浮夸的政策与方案，这些方案都是政府智囊团策划的，最终全都没有兑现它们的诺言。更重要的是，政府介入储蓄者和借款人之间采取的强制手段将借款的原因与结果割裂开来，使得储蓄的分配效率极为低下。影响个体贷款人的往往是贷款的财务结果，而不是基本活动的政治象征意义。而那些遵循成功模式并由业绩记录良好的所有者经营的企业，还贷率往往较高。因此，这种类型的企业规划更容易吸引贷款人。这与达尔文的观点相似，即自然选择催生了生命力更强的物种，这种借贷原则催生出更加健康的企业和更加强劲的经济。如果财务状况被视为次要因素，这种情况也就不存在了。贷给个人或者企业的款项如果无法成功促成必要的创新或者提高产能，就会浪费储蓄的供给，削弱整体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