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韦伯看来，“特殊主义原则”是儒家伦理的核心（Weber 1968：236）。帕森斯在韦伯的观点基础之上提出，“为儒家伦理所接受和维护的整个中国社会结构是一种突出的‘特殊主义的’关系结构”（Parsons 1949：551）。作为对这些看法的回应，梁漱溟声言中国社会既非个人本位也非群体本位而是关系（伦理）本位的社会：“不把重点固定在任何一方，而从乎其关系，彼此相交换；其重点实在放在关系上了。”（Liang 1963：94）。费孝通在西方与中国之间做了一个类似的比较并得出结论，中国社会在结构上是由无数的私人网络组成的，这些私人网络由二人的（dyadic）社会联系界定而且没有清晰的界限。在这样一个网络本位的社会中，行为的道德内容是被情境地决定的，而“己”（ego）在每种情境中总是最为重要的考虑。因此，费孝通将中国社会描述为是以“己”为中心的（egocentric），从而与他视作是个人主义的西方社会相对（Fei 1947：22-37）。值得指出的是，私人网络的价值，尤其是私营企业中的家庭关系，在近几年已经吸引了研究所谓工业化东亚“四小龙”之发展的学者们的注意力（参见Hamilton and Kao 1990；Kao 1991；Vogel 1991； S.Wong 1985，1988）。个人关系的首要性以往被说成是中国文化的一个不健康因素（沿循韦伯的论点），现在则被重新评价为中国式资本主义的一个积极因素（Redding 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