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方面，已有一系列研究工作可资借鉴。美国经济学家阿莱西那和他的同事（Alesina and Spolaore 1997）从经济学角度研究了国家规模在经济发展、国家稳定和国民福利诸方面的优势和劣势。他们的研究提出，大国因内部群体和文化差异性在内部整合上要付出更多的代价；但国家规模提供了市场规模，因此大国有利于经济增长，有利于降低那些必需公共品（如国防）的固定成本。但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条件下，小国可以有效地利用国际市场，在经济增长上并无劣势。经济学家进行了一系列有关工业组织规模与控制的研究工作，对官僚组织结构的收益成本进行了建模分析。这些研究工作强调了组织内部的政治影响和讨价还价导致的成本代价（Milgrom and Roberts 1988），对下属监管的代价以及由此导致的努力程度不足（Qian 1994a）。麦卡菲和麦克米伦（McAfee and McMillan 1995）指出，组织成员因其特定角色和位置，有着各自的私有信息，必然以此寻租，而“寻租是一个官僚组织运行必不可缺的润滑剂”（第402页）。他们分析了组织成员利用私有信息进行讨价还价所导致的效率损失，明确提出了组织规模负效率（organizational diseconomy of scale）的观点，即随着组织规模的扩大、等级链条的延长，私有信息分布随之分散，信息不对称状况恶化，组织效率会相应下降。在中国大历史背景下，黄仁宇（2001b，2006）反复感叹国家治理规模与其技术手段之间的差距。葛剑雄（1994）从历史地理的角度，对历史上中华帝国的空间距离，以及由此带来的官僚体制中信息流通和指令执行的种种困难，有特别敏锐的关注和观察。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治理规模一直是困扰执政者的核心问题。不幸的是，历史上有关郡县、封建之争常常蒙上了中央集权与割据政权间利益对立的意识形态色彩，因此打断了有关国家治理规模及其严峻挑战的深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