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xana Timofeeva，Martha C. Nussbaum，Christine Korsgaard 都是女性哲學家，除了Timofeeva 是新進哲學家外，她們的作品也都深具影響力。這本去年剛出版的 "Metaphysical Animals: How Four Women Brought Philosophy Back to Life" 一書是關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同時在牛津讀本科的 Iris Murdoch 、Mary Midgley 、Philippa Foot 和 Elizabeth Anscombe 。 完成學業後，這四位都對 20 世紀下半葉的哲學思想產生了重大影響。 雖然這本書不是關於他們後來的影響，但它確實提出，他們在牛津的歲月在某種程度上決定了他們後來的成功。 作為大學生，他們展示了他們以自己的方式鍛煉的敏銳智慧。 然而，這項研究真正令人著迷的是他們在早年建立的令人難以置信的友誼，這種友誼持續了他們的一生。
A.J. Ayer 的書 "Truth, Language and Logic" 於 1936 年出版時頗有影響力，此書旨在取代傳統的形上學問題、而聲稱唯一有意義的哲學問題是那些可以通過實證分析解決的問題。當然，經驗問題的優點是可以通過經驗觀察來解決，使哲學與物理科學處於同等地位。 Iris Murdoch 、Mary Midgley 、Philippa Foot 和 Elizabeth Anscombe 正是在 1938 年進入那種由邏輯實證主義 Logical Positivism 所倡導的世界。但這幾位女性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她們從未被邏輯實證主義所說服； 他們每個人都相信，如果不以某種方式損害整個學科，形上學就不能在哲學中被掃地出門。 當世界正在與納粹的邪惡和廣島的野蠻後果作鬥爭時，他們保持了對價值觀和善的基本本質的探究，提出了諸如以下問題：人的本性是甚麼？ 甚麼是正義的戰爭？
在她們的晚年，這幾位女性會與所謂的 “美德倫理 virtue ethics” 聯繫在一起。 但這從來不是他們自己用來描述他們工作的術語。 Philippa Foot 的作品，的確，顯然屬於這種風格，但她的三個同伴的作品卻並非如此。 基於品格的倫理是一個更常見的主題。 這直接導致了 Iris Murdoch 的文學作品，從哲學的角度來看，她的許多小說中的所有人物都很有趣。 Mary Midgley 將她後來的工作重點放在了環境倫理和動物權利方面。 直到她從 Newcastle 大學任教退休後，她才發表文章。 她在 1978 年寫了她的第一本書 "Beast and Man: The Roots of Human Nature" ，當時她已經五十多歲了，後來又寫了超過 15 本書。 她因與牛津大學生物學家 Richard Dawkin（一位堅定的新達爾文主義者）進行激烈辯論而在晚年尤其出名。
牛津的戰爭年代。
本書劃分為七章，涵蓋了戰爭年代和直到 1956 年的時期。它從 Midgley 1938 年去牛津之前，在維也納的經歷開始。 當她和她的朋友 Jean Rowntree （著名的 Rowntree 慈善家家族的成員）一起住在維也納一個猶太家庭時，她看著納粹分子踩著碎玻璃進軍維也納，她的父母隨後幫助他們獲得了逃離維也納前往英國的證件。 她看著 “我們時代的和平”逐漸消失，萬字符旗隨處可見，希特勒吞併 Czechoslovakia，然後進入波蘭。
當 Midgley 返回英格蘭並前往牛津時，這些影像一直留在她的腦海中，她發現牛津也處於戰火紛飛之中。 重要的學者正在被招募投入戰爭中，有前途的年輕人正在收拾東西離開去參軍。 在這期問，她遇到了 Iris Murdoch，她也加入了 Somerville 學院學習古典學。 她們發現她們是當年學習這門課程的僅有的兩名女性。
前幾章對牛津的描述非常流暢。 他們讀起來就像有人騎著自行車旅行，提供無窮無盡的地理細節：誰住在哪裏，在哪所大學教甚麼。 僅在本書進行到一半時，敘事就切換到劍橋和倫敦等地，因為她們畢業了並張開雙翼在白廳政府部門找到工作。 在這本書的更深處，我們讀到 Murdoch 在比利時的聯合國救濟機構工作，在那裡她閱讀了 Sartre 的作品，並被 Sartre 的作品所震撼。 Anscombe 畢業後移居劍橋，並遇到了 Wittgenstein 。 他們的相遇意義重大，可以說幾乎構築了現代哲學的一切。
然而，牛津是大多數故事發生的地方，在普通本科生的畢業生活中塑造了一代又一代的藝術和科學重要人物。 令人驚訝的是，在一個以連續性和傳統聞名於世的機構中，它在戰爭期間的形像是令人難以置信的變化之一。 像 Ayer 和他的圈子這樣的人離開大學參加戰爭時留下的空白、被來自歐洲各地的女性和難民哲學家和講師填補了。 這些名字聽起來很浪漫的新教授以及女學者的出現對這所大學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女性是高等教育的新手，歐洲的學者不熟悉牛津劍橋的學習方式。 幾乎一夜之間出現了新的做法。 例如，研討會和讀書會直到 1939 年才成為常態。
1939 年聖馬丁節教授哲學的名單令人震驚：Richard Walzer 教授 “伊斯蘭研究中的柏拉圖主義 Platonism in Islamic Studies”，Henry Cassirer 教授 “康德和道德哲學 Kant and moral philosophy”，中世紀哲學的 Mary Glover 等英國女性學者的出現引領了 Anscombe 對 Plato 的興趣 —— 以及蘇格蘭出於良心拒服兵役者 Donald MacKinnon 在對 Iris Murdoch 和她的朋友的描述中首先創造了“形上學動物 metaphysical animals”一詞，並解釋說：
人是一種動物，其本性——其本質——表現在其好奇心和想像力中。 人類動物會說話並提出有關善良、意義和真理的問題。 剝奪[他們]像極權主義那樣提出形而上學問題的能力和機會，還剩下什麼？ 犬儒主義、懷疑主義和恐懼…… 形而上學的動物需要談論超越、人類精神和無限（ p 91 ）。
同樣令人震驚的是一些班級中不同學者的行為。 Cumhaill 和 Wiseman 描述了在劍橋，Wittgenstein 的沉默如何變得出名 —— 或聲名狼藉 —— 正如 Elizabeth Anscombe 在她的輔導課上長達一個小時的沉默和喃喃自語，周圍是一群困惑的年輕學生。 在大部分時間裏，奇怪的行為被接受，甚至被視為標準。 即便如此，當 Anscombe 安排 Wittgenstein 在劍橋發表論文時，作者記錄的一件事引人注目：
自從 [劍橋道德科學] 俱樂部目睹 Wittgenstein 用撲克牌威脅 Karl Popper 的著名事件以來，已經快一年了。 （ p 188 ）
A.J. Ayer 的書 "Truth, Language and Logic" 於 1936 年出版時頗有影響力，此書旨在取代傳統的形上學問題、而聲稱唯一有意義的哲學問題是那些可以通過實證分析解決的問題。當然，經驗問題的優點是可以通過經驗觀察來解決，使哲學與物理科學處於同等地位。 Iris Murdoch 、Mary Midgley 、Philippa Foot 和 Elizabeth Anscombe 正是在 1938 年進入那種由邏輯實證主義 Logical Positivism 所倡導的世界。但這幾位女性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她們從未被邏輯實證主義所說服； 他們每個人都相信，如果不以某種方式損害整個學科，形上學就不能在哲學中被掃地出門。 當世界正在與納粹的邪惡和廣島的野蠻後果作鬥爭時，他們保持了對價值觀和善的基本本質的探究，提出了諸如以下問題：人的本性是甚麼？ 甚麼是正義的戰爭？
在她們的晚年，這幾位女性會與所謂的 “美德倫理 virtue ethics” 聯繫在一起。 但這從來不是他們自己用來描述他們工作的術語。 Philippa Foot 的作品，的確，顯然屬於這種風格，但她的三個同伴的作品卻並非如此。 基於品格的倫理是一個更常見的主題。 這直接導致了 Iris Murdoch 的文學作品，從哲學的角度來看，她的許多小說中的所有人物都很有趣。 Mary Midgley 將她後來的工作重點放在了環境倫理和動物權利方面。 直到她從 Newcastle 大學任教退休後，她才發表文章。 她在 1978 年寫了她的第一本書 "Beast and Man: The Roots of Human Nature" ，當時她已經五十多歲了，後來又寫了超過 15 本書。 她因與牛津大學生物學家 Richard Dawkin（一位堅定的新達爾文主義者）進行激烈辯論而在晚年尤其出名。
牛津的戰爭年代。
本書劃分為七章，涵蓋了戰爭年代和直到 1956 年的時期。它從 Midgley 1938 年去牛津之前，在維也納的經歷開始。 當她和她的朋友 Jean Rowntree （著名的 Rowntree 慈善家家族的成員）一起住在維也納一個猶太家庭時，她看著納粹分子踩著碎玻璃進軍維也納，她的父母隨後幫助他們獲得了逃離維也納前往英國的證件。 她看著 “我們時代的和平”逐漸消失，萬字符旗隨處可見，希特勒吞併 Czechoslovakia，然後進入波蘭。
當 Midgley 返回英格蘭並前往牛津時，這些影像一直留在她的腦海中，她發現牛津也處於戰火紛飛之中。 重要的學者正在被招募投入戰爭中，有前途的年輕人正在收拾東西離開去參軍。 在這期問，她遇到了 Iris Murdoch，她也加入了 Somerville 學院學習古典學。 她們發現她們是當年學習這門課程的僅有的兩名女性。
前幾章對牛津的描述非常流暢。 他們讀起來就像有人騎著自行車旅行，提供無窮無盡的地理細節：誰住在哪裏，在哪所大學教甚麼。 僅在本書進行到一半時，敘事就切換到劍橋和倫敦等地，因為她們畢業了並張開雙翼在白廳政府部門找到工作。 在這本書的更深處，我們讀到 Murdoch 在比利時的聯合國救濟機構工作，在那裡她閱讀了 Sartre 的作品，並被 Sartre 的作品所震撼。 Anscombe 畢業後移居劍橋，並遇到了 Wittgenstein 。 他們的相遇意義重大，可以說幾乎構築了現代哲學的一切。
然而，牛津是大多數故事發生的地方，在普通本科生的畢業生活中塑造了一代又一代的藝術和科學重要人物。 令人驚訝的是，在一個以連續性和傳統聞名於世的機構中，它在戰爭期間的形像是令人難以置信的變化之一。 像 Ayer 和他的圈子這樣的人離開大學參加戰爭時留下的空白、被來自歐洲各地的女性和難民哲學家和講師填補了。 這些名字聽起來很浪漫的新教授以及女學者的出現對這所大學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女性是高等教育的新手，歐洲的學者不熟悉牛津劍橋的學習方式。 幾乎一夜之間出現了新的做法。 例如，研討會和讀書會直到 1939 年才成為常態。
1939 年聖馬丁節教授哲學的名單令人震驚：Richard Walzer 教授 “伊斯蘭研究中的柏拉圖主義 Platonism in Islamic Studies”，Henry Cassirer 教授 “康德和道德哲學 Kant and moral philosophy”，中世紀哲學的 Mary Glover 等英國女性學者的出現引領了 Anscombe 對 Plato 的興趣 —— 以及蘇格蘭出於良心拒服兵役者 Donald MacKinnon 在對 Iris Murdoch 和她的朋友的描述中首先創造了“形上學動物 metaphysical animals”一詞，並解釋說：
人是一種動物，其本性——其本質——表現在其好奇心和想像力中。 人類動物會說話並提出有關善良、意義和真理的問題。 剝奪[他們]像極權主義那樣提出形而上學問題的能力和機會，還剩下什麼？ 犬儒主義、懷疑主義和恐懼…… 形而上學的動物需要談論超越、人類精神和無限（ p 91 ）。
同樣令人震驚的是一些班級中不同學者的行為。 Cumhaill 和 Wiseman 描述了在劍橋，Wittgenstein 的沉默如何變得出名 —— 或聲名狼藉 —— 正如 Elizabeth Anscombe 在她的輔導課上長達一個小時的沉默和喃喃自語，周圍是一群困惑的年輕學生。 在大部分時間裏，奇怪的行為被接受，甚至被視為標準。 即便如此，當 Anscombe 安排 Wittgenstein 在劍橋發表論文時，作者記錄的一件事引人注目：
自從 [劍橋道德科學] 俱樂部目睹 Wittgenstein 用撲克牌威脅 Karl Popper 的著名事件以來，已經快一年了。 （ p 1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