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托—代理模型（Jensen and Meckling 1976）强调，由于委托方和代理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和目标各异，组织设计的关键在于激励机制的安排，使得代理方的利益与委托方的目标保持一致，而采取与组织目标一致的行动（Gibbons 1998，Kerr 1975）。委托—代理理论对有关中国政府的研究工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例如，魏昂德（Walder 1995a）特别强调，中国政府内部的激励设计是中国乡镇企业成功的关键所在，因为基层政府对其管辖区中的企业有着实际所有权，因此有着更多的激励去监管和提高当地企业的绩效。戴慕珍（Oi 1992）认为，在中国改革过程中，中央和地方之间税收分成的财政政策，为地方政府推动其管辖区内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激励。周黎安（2007）提出，中央政府采用了锦标赛式激励设计来推动地方政府间相互竞争、追求GDP增长的行为。其他一些学者也采用这一理论思路和激励机制来解释政府行为，或者关注激励机制不当使用所导致的问题（Shirk 1993，Whiting 2000，Zhou，Ai and Lian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