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的长辈曾经时不时地念叨计划经济时代的事。也许都不算很大，但值得一听。年代有些久了，老年人的记忆未必全对，但整体上说，这绝对是真实的、鲜活的。随便讲一讲。
计划经济故事之一：
当时买东西需要票。比如买猪肉，单有钱不行，必须还有肉票。票上会写明斤数，但众所周知，同样是猪肉，质量可以天差地别。既然票上只写着“猪肉”，那么卖给你什么样的肉，可就全凭售货员做主了。
所以，那个年代的售货员不像现在，恨不得把顾客当上帝供起来。那时是顾客惹不起售货员，否则他们可以卖给你质量最差的肉。
这样一来，售货员手里有了很不小的权力——决定你一家老小能吃上什么样的肉，是不是天大的权力？看人下菜碟是免不了的。遇到领导，或者别的有势力的人，肯定得给最肥的肉，“一巴掌膘”才好（那个年代大家普遍缺油水，所以公认肥肉比瘦肉好，如果肥肉的膘厚度和成年人的巴掌宽度差不多，那绝对是最好的肉）。遇到跟自己沾亲带故的人，那也得挑好的部位，整整齐齐地切一大块。但如果你没钱没势还跟售货员有点恩怨，就免不了要被穿小鞋了。一斤猪肉是吧？见不着一星肥肉的边角余料，零零碎碎凑个一斤给你就是，你也没处说理去。
所以，如果有人怀念计划经济，先不妨想一想，自己可以买到一斤什么样的猪肉。
计划经济故事之二：
当时每人一个月能买到多少食用油，不是由你实际的需求决定的。各省都有自己的定额，不够用也没办法，横竖就这些了。
当时全国多数省份每人每月的食用油是五两，个别地方是四两。仿佛并不很够用，不过，还算将就吧。
当时主政辽宁的是陈锡联。此人据说打仗是有点本事的，但搞经济嘛，不能说水平不高，只能说一窍不通。当时的辽宁各项指标在全国都比较落后，陈锡联坐不住了，决定必须在某些别的方面挣回点脸面。
比如，食用油。全国不是都缺粮缺油吗？那么，把食用油省下来，算是大功一件吧？
于是，辽宁省的食用油配额成了每人每月三两。
三两啊。前面说过了，即便是其他省份的五两，其实也不怎么充足。三两，够干什么？
简单地算一下。三两是0.15千克，我们现在看到的5升的大桶食用油大约4.7千克，让你纯靠着这一桶5升的食用油过两年半，那能够吗？
于是，陈锡联得了个绰号，叫“陈三两”……
后来传说陈三两要变成陈二两，把辽宁居民吓得要死，幸好没有真的执行。
如果有人喜欢计划经济，那必须得祈祷你所在的地方不要遇上一位陈三两。
计划经济故事之题外话：
大约在20世纪60年代末，农村有件挺流行的事——开“忆苦思甜”大会。通常，大会上请来一些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代表，通过亲身经历控诉苦难的旧社会，让小年轻们想想如今的生活是多么幸福，多么来之不易。
有一回，老家村里请一位雇农老大娘控诉旧社会，起初是很成功的。想想看吧，一位满头白发的农村大娘用朴实的语言讲起她一家人挨饿受冻的悲惨遭遇，谁听了不气？谁听了不对旧社会充满仇恨？
大娘越讲越激动：要说最饿，那要数六零年，可把我家某某（儿子的小名）饿坏了，滋哇乱叫啊，那瘦得呀，一瞅就心疼啊……
村干部见状，试图干涉。然而大娘是雇农，还是贫下中农代表，这种身份，谁敢惹啊？村干部只好连哄带骗地把大娘请走了。
村里后来很久都没开“忆苦思甜”大会。
当年的老人家说，六零年前后确实有自然灾害，不算轻，也不算重。所以，大娘的孩子居然比旧社会还饿，这无疑是出了什么问题。
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基本建成在1956年，1958年开始大跃进，以及除四害。
这些事跟孩子挨饿之间有什么关系，就各自自行理解吧。 source
计划经济故事之一：
当时买东西需要票。比如买猪肉，单有钱不行，必须还有肉票。票上会写明斤数，但众所周知，同样是猪肉，质量可以天差地别。既然票上只写着“猪肉”，那么卖给你什么样的肉，可就全凭售货员做主了。
所以，那个年代的售货员不像现在，恨不得把顾客当上帝供起来。那时是顾客惹不起售货员，否则他们可以卖给你质量最差的肉。
这样一来，售货员手里有了很不小的权力——决定你一家老小能吃上什么样的肉，是不是天大的权力？看人下菜碟是免不了的。遇到领导，或者别的有势力的人，肯定得给最肥的肉，“一巴掌膘”才好（那个年代大家普遍缺油水，所以公认肥肉比瘦肉好，如果肥肉的膘厚度和成年人的巴掌宽度差不多，那绝对是最好的肉）。遇到跟自己沾亲带故的人，那也得挑好的部位，整整齐齐地切一大块。但如果你没钱没势还跟售货员有点恩怨，就免不了要被穿小鞋了。一斤猪肉是吧？见不着一星肥肉的边角余料，零零碎碎凑个一斤给你就是，你也没处说理去。
所以，如果有人怀念计划经济，先不妨想一想，自己可以买到一斤什么样的猪肉。
计划经济故事之二：
当时每人一个月能买到多少食用油，不是由你实际的需求决定的。各省都有自己的定额，不够用也没办法，横竖就这些了。
当时全国多数省份每人每月的食用油是五两，个别地方是四两。仿佛并不很够用，不过，还算将就吧。
当时主政辽宁的是陈锡联。此人据说打仗是有点本事的，但搞经济嘛，不能说水平不高，只能说一窍不通。当时的辽宁各项指标在全国都比较落后，陈锡联坐不住了，决定必须在某些别的方面挣回点脸面。
比如，食用油。全国不是都缺粮缺油吗？那么，把食用油省下来，算是大功一件吧？
于是，辽宁省的食用油配额成了每人每月三两。
三两啊。前面说过了，即便是其他省份的五两，其实也不怎么充足。三两，够干什么？
简单地算一下。三两是0.15千克，我们现在看到的5升的大桶食用油大约4.7千克，让你纯靠着这一桶5升的食用油过两年半，那能够吗？
于是，陈锡联得了个绰号，叫“陈三两”……
后来传说陈三两要变成陈二两，把辽宁居民吓得要死，幸好没有真的执行。
如果有人喜欢计划经济，那必须得祈祷你所在的地方不要遇上一位陈三两。
计划经济故事之题外话：
大约在20世纪60年代末，农村有件挺流行的事——开“忆苦思甜”大会。通常，大会上请来一些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代表，通过亲身经历控诉苦难的旧社会，让小年轻们想想如今的生活是多么幸福，多么来之不易。
有一回，老家村里请一位雇农老大娘控诉旧社会，起初是很成功的。想想看吧，一位满头白发的农村大娘用朴实的语言讲起她一家人挨饿受冻的悲惨遭遇，谁听了不气？谁听了不对旧社会充满仇恨？
大娘越讲越激动：要说最饿，那要数六零年，可把我家某某（儿子的小名）饿坏了，滋哇乱叫啊，那瘦得呀，一瞅就心疼啊……
村干部见状，试图干涉。然而大娘是雇农，还是贫下中农代表，这种身份，谁敢惹啊？村干部只好连哄带骗地把大娘请走了。
村里后来很久都没开“忆苦思甜”大会。
当年的老人家说，六零年前后确实有自然灾害，不算轻，也不算重。所以，大娘的孩子居然比旧社会还饿，这无疑是出了什么问题。
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基本建成在1956年，1958年开始大跃进，以及除四害。
这些事跟孩子挨饿之间有什么关系，就各自自行理解吧。 sour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