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亚南（1981）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初版于1948年，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理论视角阐述了中国官僚作为一个阶级整体的历史演变过程，特别是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分析了官僚制与中国专制政体的制度渊源。例如，王亚南指出了官僚体制与特定生产方式之间的关系，其经济基础和阶级利益等等，这些都是韦伯所未及关注的。与王亚南的研究相比，韦伯理论思路则提出了一系列不同的研究问题：第一，我们不仅要关心权力本身或其运行的政治制度，而且要关注权力运作的依据，即合法性基础，这为我们认识各种权力，如皇权与官僚权力之间的关系，以及由此衍生的相应的制度设施和制度逻辑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其次，韦伯有关官僚制的讨论指出了正式组织本身的一系列特点，有助于我们认识官僚体制内在机制，以及由此产生的组织行为。最后，韦伯理论蕴含了不同支配形式和合法性基础之间在一定条件下的融合和转化，如卡理斯玛权威经过常规化，可以融入法理权威。但这些转化过程可能因权威类型、支配形式和合法性基础间错位而产生紧张和冲突。韦伯的分析概念和逻辑思路提供了一种洞见，帮助我们透视那些纷繁交错的权力运作现象背后的稳定制度机制及其内在张力。
讨论至此，我们需要分析的问题也浮现而出：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官僚体制是不是韦伯意义上的官僚制支配形式？如果不是，它与更大的国家支配形式是什么关系？它的合法性基础是什么？中国官僚体制与国家支配形式之间的关系如何塑造了相应的制度安排和运作特点？
讨论至此，我们需要分析的问题也浮现而出：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官僚体制是不是韦伯意义上的官僚制支配形式？如果不是，它与更大的国家支配形式是什么关系？它的合法性基础是什么？中国官僚体制与国家支配形式之间的关系如何塑造了相应的制度安排和运作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