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认为产生神经症的个人内心冲突，虽然不排斥性压抑、遗传禀赋、童年经历等个人特征，但本质上却来源于一定社会的文化环境对个人施加的影响。弗洛伊德把精神分析建立在里比多理论，俄狄浦斯情结，性欲发展的口唇阶段、肛门阶段、生殖器阶段以及死亡本能等基石上，是企图从生物学的角度确定某种普遍人性。但人类学对不同文化的考察，却证明并不存在所谓普遍的人性。人性，人的各种倾向和追求，人所受到的压抑和挫折，人的内心冲突和焦虑，乃至什么是正常人格、什么是病态人格的标准，所有这一切都因文化的不同、时代的不同而不同。这一思想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一书中已经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