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及其逻辑
传递的第二个要素是修辞，似乎与真实原则相冲突。但是，认为两者矛盾的印象是由于概念的收缩——一边是传递概念，另一边是修辞概念。包括柏拉图、歌德和俾斯麦（Bismarck）等在内的思想史上的著名批评家，都将修辞描述为一种娴熟的说服技巧，本身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他们谴责它是一种煽动和空谈的工具。启蒙运动标志性人物康德甚至将此称为“骗术” 。
不过，我们认为，这样强烈的批判扭曲了政治修辞这个伟大传统，当被负责任地使用并得到很好的理解时，它围绕三个主要指导原则：理性诉求（logos）、情感诉求（pathos）和品格诉求（ethos）。 真正的修辞学表达的是接收人的情感以及他们的理性和判断，反映了演讲者的诚实和正直。在上述三者的背后，是一个同样简单且可信赖的人类学假设：作为政治动物，人类绝不仅仅是理性或感性的，也不完全是出于自私或利他的原因。相反，人类似乎是被各种各样的冲动和动机所驱使的动物。如果要获得成功，政治传递就必须对全部这些进行强调。
让我们记住，传递能力所具有的潜力是复杂政治战略的一部分，在战略行为体争夺权力时发挥作用。在这样的情境中，摈弃修辞学，转而采用严格理性且不带感情色彩的论证方式，这将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竞争劣势。简言之，因为修辞学是一门说服和鼓舞听众的艺术，还因为所有不使用这件工具的权力行为体都将丧失政治影响力，所以从权力战略角度而言，对话伦理学模式是不合理的。
与传递能力互补的另一种能力也与公众联系紧密：名声（fame）。名人享有一种特殊形式的公众关注，使他们区别于其他行为体，其声誉让他们能够在战略上影响政治权力领域。他们的话语具有分量，他们的行动感染着众人，他们的名字口口相传。现在，名声尤其是政治荣耀（political glory）并不等同于独特的关注。
社交媒体名人、“油管人”（YouTubers）和流行明星可能在数字平台上拥有上百万的追随者，并且通过产品推荐等方式享受着巨大的经济影响力。就市场营销而言，他们是非常有效的影响者。然而，这样的影响力无法转化成政治战略能力。原因在于，即使是他们的追随者，通常也不会将这些人与政治技能联系起来，而是与艺术才华、对时尚和潮流的杰出品位等联系起来。我们认为，这存在具体差异：名声包括获得公众关注以及拥有权力技能、权力知识和权力本身。...清楚地说明了名声不一定与良好声誉或相互尊重有关。弗拉基米尔·普京这样的统治者可能更令人畏惧而不是尊重，西方世界尤其如此。不过，这丝毫没有损害他们的名声。
现在，将名声定义为战略能力是一回事，而确定名声的基础和如何获得名声又是另一回事。对于名声而言，不存在通用指南，在不同的政治社会中，名声在历史、社会和文化上具有非常显著的差异，人格和精神等决定性因素无法改变。因此，只能列举一系列有利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出身、金钱、成就和对象征符号的敏感度。
与身处内罗毕（Nairobi）或加尔各答（Calcutta）贫民窟之中的人相比，那些在富裕国家的中产阶级以上家庭长大的人，他们的权力技能和权力知识更可能受到瞩目。历史上绝大多数光辉的权力行为体总是出现在资源丰富的国家和阶级，这是发人深省却非常重要的事实。良好出身这样的财政资源不是拥有名声的保证，但是对于争夺社会关注度至关重要。传媒学家乔治·法兰克（Georg Franck）和约格·贝尔纳迪（Jörg Bernardy）强调，尤其是在现代传媒集团，关注度是一种极受追捧却极其稀缺的商品，越来越多的参与者为此投入日益巨大的资本支出。 消费者在无穷无尽的出版物、新闻报道、网站、信息、时事通讯等之间不断摇摆。那些想要在这场战斗中永远维护自身立场的人，必须在其公共形象和媒体形象上进行投资；否则，他们会立刻失去关注。这方面的表现是决定性的：它提供了关于名声的表述。无论是通过赢得战争、对国家进行改革、重振国家经济，还是调节民族矛盾，只有当权力行为体真正在政治上颇有建树时，他们的自我呈现才具有政治实质。缺乏实质的光环是易碎的。在上述提到的现如今的数字网络传播空间中，总是存在被认为是骗子的风险。为了让关注度转变成为名声，必须借助象征主义。可以通过姿态、比喻和手势来控制公众对一个人的看法。
传递的第二个要素是修辞，似乎与真实原则相冲突。但是，认为两者矛盾的印象是由于概念的收缩——一边是传递概念，另一边是修辞概念。包括柏拉图、歌德和俾斯麦（Bismarck）等在内的思想史上的著名批评家，都将修辞描述为一种娴熟的说服技巧，本身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他们谴责它是一种煽动和空谈的工具。启蒙运动标志性人物康德甚至将此称为“骗术” 。
不过，我们认为，这样强烈的批判扭曲了政治修辞这个伟大传统，当被负责任地使用并得到很好的理解时，它围绕三个主要指导原则：理性诉求（logos）、情感诉求（pathos）和品格诉求（ethos）。 真正的修辞学表达的是接收人的情感以及他们的理性和判断，反映了演讲者的诚实和正直。在上述三者的背后，是一个同样简单且可信赖的人类学假设：作为政治动物，人类绝不仅仅是理性或感性的，也不完全是出于自私或利他的原因。相反，人类似乎是被各种各样的冲动和动机所驱使的动物。如果要获得成功，政治传递就必须对全部这些进行强调。
让我们记住，传递能力所具有的潜力是复杂政治战略的一部分，在战略行为体争夺权力时发挥作用。在这样的情境中，摈弃修辞学，转而采用严格理性且不带感情色彩的论证方式，这将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竞争劣势。简言之，因为修辞学是一门说服和鼓舞听众的艺术，还因为所有不使用这件工具的权力行为体都将丧失政治影响力，所以从权力战略角度而言，对话伦理学模式是不合理的。
与传递能力互补的另一种能力也与公众联系紧密：名声（fame）。名人享有一种特殊形式的公众关注，使他们区别于其他行为体，其声誉让他们能够在战略上影响政治权力领域。他们的话语具有分量，他们的行动感染着众人，他们的名字口口相传。现在，名声尤其是政治荣耀（political glory）并不等同于独特的关注。
社交媒体名人、“油管人”（YouTubers）和流行明星可能在数字平台上拥有上百万的追随者，并且通过产品推荐等方式享受着巨大的经济影响力。就市场营销而言，他们是非常有效的影响者。然而，这样的影响力无法转化成政治战略能力。原因在于，即使是他们的追随者，通常也不会将这些人与政治技能联系起来，而是与艺术才华、对时尚和潮流的杰出品位等联系起来。我们认为，这存在具体差异：名声包括获得公众关注以及拥有权力技能、权力知识和权力本身。...清楚地说明了名声不一定与良好声誉或相互尊重有关。弗拉基米尔·普京这样的统治者可能更令人畏惧而不是尊重，西方世界尤其如此。不过，这丝毫没有损害他们的名声。
现在，将名声定义为战略能力是一回事，而确定名声的基础和如何获得名声又是另一回事。对于名声而言，不存在通用指南，在不同的政治社会中，名声在历史、社会和文化上具有非常显著的差异，人格和精神等决定性因素无法改变。因此，只能列举一系列有利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出身、金钱、成就和对象征符号的敏感度。
与身处内罗毕（Nairobi）或加尔各答（Calcutta）贫民窟之中的人相比，那些在富裕国家的中产阶级以上家庭长大的人，他们的权力技能和权力知识更可能受到瞩目。历史上绝大多数光辉的权力行为体总是出现在资源丰富的国家和阶级，这是发人深省却非常重要的事实。良好出身这样的财政资源不是拥有名声的保证，但是对于争夺社会关注度至关重要。传媒学家乔治·法兰克（Georg Franck）和约格·贝尔纳迪（Jörg Bernardy）强调，尤其是在现代传媒集团，关注度是一种极受追捧却极其稀缺的商品，越来越多的参与者为此投入日益巨大的资本支出。 消费者在无穷无尽的出版物、新闻报道、网站、信息、时事通讯等之间不断摇摆。那些想要在这场战斗中永远维护自身立场的人，必须在其公共形象和媒体形象上进行投资；否则，他们会立刻失去关注。这方面的表现是决定性的：它提供了关于名声的表述。无论是通过赢得战争、对国家进行改革、重振国家经济，还是调节民族矛盾，只有当权力行为体真正在政治上颇有建树时，他们的自我呈现才具有政治实质。缺乏实质的光环是易碎的。在上述提到的现如今的数字网络传播空间中，总是存在被认为是骗子的风险。为了让关注度转变成为名声，必须借助象征主义。可以通过姿态、比喻和手势来控制公众对一个人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