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变化还带动了社会秩序的全面转型。自汉代以来一直控制中国社会与官府的豪强巨室在唐王朝崩溃之后也丧失了政治和经济特权。多数世家大族都未能适应逐渐兴起的“市场经济”；而且科举考试成为官员录用的主要途径，通过官职世袭维持社会地位的做法因此不再可行。中古时期士族阶层的瓦解巩固了中央的专制权力，并扶植了乡贤士绅的发展，后者的社会根基在地方社会而不是国都。就像昔日的士族一样，士绅通过收取地租、投资教育以及阶层内联姻来获取社会地位。但自此以后，精英阶层的权力在空间层面受到了更大制约，通常只局限在地方社会。虽然士绅阶层展现出了惊人的韧性与稳定性，但不管在国家还是地方层面，科举结果的变化无常都杜绝了士族社会的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