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理论模型在三个维度上对控制权加以明确界定，蕴含着有关组织内部各方行为的丰富实证意义。首先讨论这一模型中委托方的行为特征。如周黎安（2014）所述，在“行政发包制”模型中，委托方只关心承包的结果即政策执行结果，所以他不但持有制定政策目标的控制权，而且保留检查验收的控制权，目的在于确保“承包契约”的预期结果；但另一方面，委托方将具体实施权和激励分配的控制权授予管理方。这一做法是合理的：首先，委托方只关心政策执行结果，并不关心政策实际执行过程。因此，他把执行的控制权交给管理方，从而调动后者的积极性来保证政策的实施过程。其次，在任何一个有相当规模的组织中，委托方欲行使激励分配权，都需要极高代价才能获得有关代理方努力程度的信息；而管理方直接部署和参与代理方的政策执行过程，因此对实际情况以及代理方的努力程度有更为准确的信息，因此可以更好地行使激励分配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