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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蘇碩斌。2010。看不見與看得見的台北。左岸文化。
https://roylin1003.blogspot.com/2009/02/blog-post_19.html?m=1
#book
舊說以為,台北三市街(艋舺、大稻埕、城內)從"三市街"型態整合為單一都市,是經濟活動與人口繁衍的自然結果。舊說不確。
"台北三市街"整合為"台北市"的現象,是都市"空間均質化"與"空間視覺化",從"地方社會"轉型為"空間社會"的結果。而這個轉變實由1895年日本治台之後,藉由改造士紳階級、貫徹警察統治、精密人地普查、推動都市計劃四個互相依存的步驟進行。
清代社會是"地方社會":國家權力及於縣府,縣府以下由以士紳、富商(合稱紳商)階級為核心的利益集團維持社會秩序;在這樣的社會中,無法以數目字管理,所有的調查統計都以上報交差、不增事務為足。
日本當局首先改造士紳階級,弱化郊商組織,使橫亙在國家權力與人民生活之間的隔膜消失;並以警察制度深入民間,不但能夠強力維持殖民社會的新秩序,還能進行精密的數字統計工作。借由無所不在的警察體系與現代統計技術,日本當局在地圖上就能夠完整呈現台北市的每一塊土地與每一個居民,空間的異質性被打破(均質化),而且能夠被看見(理論上的視覺化)。
掌握戶口與地籍之後,都市計劃的初期重點是公共衛生工程,消弭空間中藏污納垢的死角;接著以道路連結區域,拆除城牆與填平窪地以打破區域屏障。當物理空間變得平坦(實際上的視覺化)後,台北三市街居民的心理距離就消失了,於是經濟活動與城市發展超越了市街範圍,台北市成為一個整體。
台北成為現代城市之後,人與土地的關係被切割了,居民不再有在地的親切感。另一方面,艋舺居民與大稻程居民不再有差異,差異存在於台灣人與日本人之間。於是為了有效管理殖民地的手段,反而促成了殖民地人民的凝聚。
從台北1895~1920的變遷,可以觀察到:空間不只是自然空間,它實際是國家權力支配人民的媒介,空間暢通了,國家就能直接介入人民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