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压抑乃至破坏人的创造性、积极性和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当新兴经济体达到中等收入阶段后，“创新”就成为推动其持续增长和发展的主要动力，而生产者的积极性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会成为推动创新的基本动力。如果一个社会持续存在严重的不平等且不断扩大，这种不平等继而通过代际传递而持续地再生产下去，那些处在不平等结构底端的人们看不到实现自己美好追求的可能性，就有可能丧失生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导致生产效率的降低（王丰，2013：3）。不仅如此。创新的需求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而社会不平等的持续扩大和固化，会使得处于社会底端的人丧失自我投资的能力和努力。这些国家（地区）在“起飞”阶段所制定和实施的很多政策着眼于鼓励个人进取、业绩和成功，但这些政策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逐渐会显现出另一方面的负面影响，如导致收入差距的扩大，以及在受教育、享有社会福利、社会流动等方面机会不平等的扩大，从激励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动力转变为反噬积极性的阻力。而且随着时间的延续，在这些国家（地区）中，这种社会不平等扩大的趋势会因既得利益而逐渐固化，不仅不会受到有效控制，反而有可能会被进一步强化或放大（吉尔、卡拉斯，2008：281）。
这里，困难的是理解何为“过度”。最为人熟知的是基尼系数0.4的所谓警戒线。当然，人们都知道，0.4水平的基尼系数仅是一个参照系，社会不稳定乃至社会动荡取决于更多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以及历史和文化的传统。但是，至少有一点是得到公认的，即过大的收入差距是造成社会不稳定的重要背景之一。
这里，困难的是理解何为“过度”。最为人熟知的是基尼系数0.4的所谓警戒线。当然，人们都知道，0.4水平的基尼系数仅是一个参照系，社会不稳定乃至社会动荡取决于更多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以及历史和文化的传统。但是，至少有一点是得到公认的，即过大的收入差距是造成社会不稳定的重要背景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