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供給民主社會抵抗暴政的指南／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 許家豪
當我看到可以為所欲為的權力與能力被授與任何形式的權威，無論（這個權威）被稱為人民或是君主、民主政體或貴族政體，無論它是在君主國或共和國中運作，我要說：專制的種籽就在那裡，而我寧選擇活在不同的律法之下
──托克維爾，《民主在美國》
在讀者面前的這本小書是作者史奈德教授在二○一七年的著作。史奈德教授目前擔任耶魯大學歷史學系Richard C. Levin講座教授，他同時也是維也納人文科學學院院士以及美國大屠殺紀念館「良知委員會」的委員。史奈德教授專精二十世紀中歐及東歐史，而他的研究領域也成為他撰寫公共論述的主要啟發。
《暴政》這本小書並不是鉅細靡遺的歷史考掘，而更像是寫給民主社會公民的抵禦暴政指南。對史奈德教授來說，歷史並不只是埋藏於文獻史料中的過去，也是我們正在生活於其中的當下以及對於未來的指引。換句話說，人類過去的政治生活往往可以提供我們對於當下甚至未來政治實踐的反思。在這本書中，史奈德教授預設的讀者是生活在民主社會之中的公民。對即將邁入二十一世紀第二個十年的人們來說，納粹崛起、掌握政權，進而發動世界大戰以及種族屠殺的這段歷史已經遙遠，記憶早已不復清晰。在那些民主的樂觀論者看來，暴政早已走入歷史灰燼，永久絕跡，自由民主成為今天的普世價值。然而，從歷史學家的眼光來看，這樣的觀點不僅過於自大自滿，更忽略了在歷史中民主與暴政相生的事實。
早在一八三五年，法國政治思想家托克維爾（Alexis de Toqueville）在到美國考察這個當時年輕的民主國家後，出版了《民主在美國》（Democracy in America）一書。在書中，他便已觀察到民主政體並不能免於暴政的威脅，甚至本身即可能成為暴政的溫床。托克維爾觀察到，在民主社會中，雖然人人都是平等的，但若是每個人都只關注自己的私利而不關心公共生活、只在意自己的小確幸而不願參與公共事務，將導致人人都勢單力薄，甚至開始不假思考地盲從社會公眾的多數意見—無論這些「民意」是否合理或是否侵害了憲法所保障的基本權利。托克維爾稱這種民主社會中可能出現的暴政形式為「民主式的暴政」（democratic despotism）或「多數暴政」（tyranny of majority）。他認為要對抗這種暴政，身為公民，我們必須時時對於任何暴政的種籽保持警醒，我們必須透過關注公共生活、與他人對話、參與公民結社並適時挺身而出，為自己的自由奮戰。
然而，歷史事實證明，人們並未從托克維爾的洞見中學習到這寶貴的一課，而是在數百萬人無辜的犧牲後，才終於醒悟。在二戰前的歐洲—特別是德國—我們見證到了極權政體如何在民主社會中利用群眾的支持攫取一切政治權力，最終導致了慘無人道的大規模種族滅絕。在《暴政》這本書中，史奈德教授運用他的專業，信手拈來許許多多的歷史事實，告誡我們前人曾經犯下的過錯，並且一項一項地提點我們應如何預防再度犯下一樣的錯誤。
不可諱言，史奈德教授寫這本書的動機是出於對於美國民主制度的擔憂，他的行文之中也頻繁的以二○一六年上任的美國總統川普的言行為例，指出像川普這樣的領袖，挾著民意支持、使用浮誇的政治語言、在國家內部將少數族裔妖魔化、不斷攻擊自己不喜的媒體為「假新聞」，並且數度試圖超越憲政規範的政治強人，極有可能就是美國民主制度開始崩壞的跡象。然而正因為如此，史奈德教授正好就是他這門民主課最好的表率。他振筆直書，正是希望鼓舞人們，切莫在這樣的時代反而對於政治冷感退卻，如同他在本書中簡短卻極具力量的第二十課所說：「如果沒有人願意為了捍衛自由而死，所有人都將死於暴政。」
回顧臺灣，這本書的出版也是適逢其時，在我們之中，許多人似乎開始對於公共事務感到冷感甚至反感、似乎對於民主體制喪失了信心；有些人開始懷念，甚至全心擁戴威權體制、開始滿足於政府偶爾施捨的小確幸、開始相信除了投票之外，政治與自己無關。史奈德教授提醒我們，我們不應該因為習慣了民主生活，就開始卸下心中的防禦，開始遺忘歷史的教訓。相反地，我們應該時時警醒，監督政治領袖的言行，警戒政府或民意機關是否任意擴權。
美國開國元勛麥迪遜（James Madison）在《聯邦黨人文集》（The Federalist Papers）第五十一篇中曾說：「若每個人都是天使，政府也不再是必要的了。若由天使們來統治人們，那麼任何對於政府的內部或外部監督其實都是多餘的。」然而正因為沒有人是天使，我們需要透過制度來制衡權力，需要透過公民的參與來監督權力的濫用。
民主社會不需要聖君賢相，不需要永遠不會犯錯的英明偉大領導人，民主社會真正需要的，是對於手中握有權力的人永遠保持懷疑，嫻熟史奈德教授這二十門寶貴課程，並且隨時有勇氣站出來捍衛自己自由的偉大公民。
．摘文
第十課 相信事實
捨棄事實就是捨棄自由。若沒有什麼是真的，那就無人能批判強權，因為再也沒有必要這樣做了。若沒有什麼是真的，那一切就都只是奇觀。屆時，最富之人會買下最炫目的聚光燈照耀自己。
當你不再區分自己想聽的話以及實話的時候，便已臣服於暴政。這種棄事實於不顧的態度可能令人覺得自然而然又愉悅，但代價是你不再是獨立的個體—一切以獨立個體為基礎的政治系統也均將崩毀。極權主義觀察者們，例如維多‧克蘭普勒，曾指出真相會在四種不同的模式下死亡；這四種模式如今的我們皆已親眼目睹。
第一種模式是公開敵視可驗證的真相，視虛構的故事與謊言宛如事實。
美國總統川普經常如此，且次數頻繁、節奏之快。二○一六年大選期間，有人嘗試檢視他的發言，發現他引述的資料有七十八％都是假的。這比率之高，使得正確的言論反而像是在邁向全然虛構世界途中的失誤。貶低真實世界的同時，一個與現實相反的虛構世界於焉創建。
第二種模式是薩滿咒語般的語言。
正如克蘭普勒指出的，法西斯風格仰賴的是「無止盡的重複」，旨在使虛構之事狀似合理、違法之事顯得誘人。藉由有系統地使用「說謊泰德」、「騙子希拉蕊」這些暱稱，川普將某些或許更適合用來描述他自己的特質用來形容他人。透過在推特上不斷重複提及這些綽號，這位美國總統將有血有肉的人轉化為令群眾琅琅上口的刻板印象。他的造勢大會不斷重複「築起長城！」（BuildI that wall）、「把她（希拉蕊）關起來！」（Lock her up）這些口號並未提供任何具體的政策，卻極為誇張地建立起候選人與支持者之間的連結。
第三種模式稱為「魔術性思維」（magical thinking），或者說是樂於自相矛盾。
川普總統競選時的承諾包括替所有人減稅、清償所有國債、同時增加社會福利與國防支出。這些選舉支票本身自相矛盾，聽起來就像是農夫說他要從雞舍拿一顆蛋，水煮這顆蛋給太太吃，又同時做成溫泉蛋給孩子吃，最後還要把同一顆蛋還給母雞，照看牠孵出幼雛。
只有公然棄理智如敝屣之人，才可能相信如此不實且極端的謊言。克蘭普勒說過一則他在一九三三年失去朋友的故事，如今將之放在魔術性思維的一環裡思考，聽來真實得讓人毛骨悚然。當時他教過的一位學生誠心希望他「完全臣服於自己的感覺，且永遠專心想著元首的偉大，不要在意當下的不適感受」。十二年後，當一切暴行過去，在德國戰敗已成定局的戰爭尾聲，一名截肢的士兵告訴克蘭普勒：「希特勒從沒說過一句謊話。我相信希特勒。」
最後一種模式是錯置的信仰。
當總統說「我一個人就能解決」、「我就是你們的聲音」時，這正是一種自我造神的現象。當信仰以這種方式自天堂降至地面，就再也沒有空間能容納渺小而真實的個人判斷與經驗了。讓克蘭普勒感到恐懼的是，這種轉變一旦發生就似乎無法逆轉。一旦真理不再緣於事實而來自天啟，證據就變得無關緊要。戰爭尾聲時，一位工人告訴克蘭普勒：「理解是沒有用的，你要有信仰才有用。而我相信的是元首大人。」
羅馬尼亞的戲劇巨匠尤金‧尤涅斯柯（Eugène Ionesco）在一九三○年代親眼看著朋友接二連三被法西斯的政治語言擄獲。這些經驗在日後成為他一九五九年荒誕劇《犀牛》（Rhinocéros）的創作源頭；劇中，相信政治宣傳的人全都變成了巨大有角的野獸。尤涅斯柯就過去的個人經驗寫道：
大學教授、學生和知識分子正一個接一個地變成納粹、變成鐵衛團（Iron Guards）。一開始的時候，他們當然都不是納粹分子。我們大概有十五個人聚在一起討論，尋找對抗他們宣傳的論述。這很困難……隨著時間過去，其中一位朋友說：「先強調一下，我不認同他們，不過在某些問題上我還是得承認他們說得不錯，例如猶太人……」這就是受感染的徵兆。三週後，這個人就會變成納粹。他已被話術擄獲、接受一切，變成了一隻犀牛。到最後，僅剩三或四個人還在繼續抵抗。
尤涅斯柯的目的是幫助我們看清，無論宣傳口號實際上多麼荒誕，信者皆認為其再正常不過。利用荒謬的犀牛意象，尤涅斯柯試圖震撼觀眾，讓他們注意到眼前真正發生的事是什麼。如今，犀牛在我們腦中的草原狂竄。我們發現自己相當關注所謂的「後真相」（post-truth）；而且經常認為這種鄙視經驗事實、建構另類真實的作風很新潮，或很後現代。然而這些現象早在喬治‧歐威爾七十年前的「雙重思考」（doublethink）概念中就幾乎都提過了。「後真相」的哲學思維，完全重現法西斯對真實的態度—而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的世界中再沒有什麼能讓克蘭普勒或尤涅斯柯感到意外了。
法西斯主義者對日常生活的真實嗤之以鼻，喜歡一些猶如新興宗教般縈繞人心的口號，比起真正的歷史與新聞，他們更喜歡編造神話。他們利用新媒體的力量—在當時是無線電廣播—在民眾有時間弄清楚事實之前先敲響政治宣傳的鼓聲、煽動人們的情緒。現在我們所處的時代就如同前述的時代，許多民眾開始對一個有嚴重瑕疵的領導者的信仰與對於我們所共享的經驗事實之間，產生了嚴重的混淆。
後真相，正是法西斯的前奏曲。
當我看到可以為所欲為的權力與能力被授與任何形式的權威，無論（這個權威）被稱為人民或是君主、民主政體或貴族政體，無論它是在君主國或共和國中運作，我要說：專制的種籽就在那裡，而我寧選擇活在不同的律法之下
──托克維爾，《民主在美國》
在讀者面前的這本小書是作者史奈德教授在二○一七年的著作。史奈德教授目前擔任耶魯大學歷史學系Richard C. Levin講座教授，他同時也是維也納人文科學學院院士以及美國大屠殺紀念館「良知委員會」的委員。史奈德教授專精二十世紀中歐及東歐史，而他的研究領域也成為他撰寫公共論述的主要啟發。
《暴政》這本小書並不是鉅細靡遺的歷史考掘，而更像是寫給民主社會公民的抵禦暴政指南。對史奈德教授來說，歷史並不只是埋藏於文獻史料中的過去，也是我們正在生活於其中的當下以及對於未來的指引。換句話說，人類過去的政治生活往往可以提供我們對於當下甚至未來政治實踐的反思。在這本書中，史奈德教授預設的讀者是生活在民主社會之中的公民。對即將邁入二十一世紀第二個十年的人們來說，納粹崛起、掌握政權，進而發動世界大戰以及種族屠殺的這段歷史已經遙遠，記憶早已不復清晰。在那些民主的樂觀論者看來，暴政早已走入歷史灰燼，永久絕跡，自由民主成為今天的普世價值。然而，從歷史學家的眼光來看，這樣的觀點不僅過於自大自滿，更忽略了在歷史中民主與暴政相生的事實。
早在一八三五年，法國政治思想家托克維爾（Alexis de Toqueville）在到美國考察這個當時年輕的民主國家後，出版了《民主在美國》（Democracy in America）一書。在書中，他便已觀察到民主政體並不能免於暴政的威脅，甚至本身即可能成為暴政的溫床。托克維爾觀察到，在民主社會中，雖然人人都是平等的，但若是每個人都只關注自己的私利而不關心公共生活、只在意自己的小確幸而不願參與公共事務，將導致人人都勢單力薄，甚至開始不假思考地盲從社會公眾的多數意見—無論這些「民意」是否合理或是否侵害了憲法所保障的基本權利。托克維爾稱這種民主社會中可能出現的暴政形式為「民主式的暴政」（democratic despotism）或「多數暴政」（tyranny of majority）。他認為要對抗這種暴政，身為公民，我們必須時時對於任何暴政的種籽保持警醒，我們必須透過關注公共生活、與他人對話、參與公民結社並適時挺身而出，為自己的自由奮戰。
然而，歷史事實證明，人們並未從托克維爾的洞見中學習到這寶貴的一課，而是在數百萬人無辜的犧牲後，才終於醒悟。在二戰前的歐洲—特別是德國—我們見證到了極權政體如何在民主社會中利用群眾的支持攫取一切政治權力，最終導致了慘無人道的大規模種族滅絕。在《暴政》這本書中，史奈德教授運用他的專業，信手拈來許許多多的歷史事實，告誡我們前人曾經犯下的過錯，並且一項一項地提點我們應如何預防再度犯下一樣的錯誤。
不可諱言，史奈德教授寫這本書的動機是出於對於美國民主制度的擔憂，他的行文之中也頻繁的以二○一六年上任的美國總統川普的言行為例，指出像川普這樣的領袖，挾著民意支持、使用浮誇的政治語言、在國家內部將少數族裔妖魔化、不斷攻擊自己不喜的媒體為「假新聞」，並且數度試圖超越憲政規範的政治強人，極有可能就是美國民主制度開始崩壞的跡象。然而正因為如此，史奈德教授正好就是他這門民主課最好的表率。他振筆直書，正是希望鼓舞人們，切莫在這樣的時代反而對於政治冷感退卻，如同他在本書中簡短卻極具力量的第二十課所說：「如果沒有人願意為了捍衛自由而死，所有人都將死於暴政。」
回顧臺灣，這本書的出版也是適逢其時，在我們之中，許多人似乎開始對於公共事務感到冷感甚至反感、似乎對於民主體制喪失了信心；有些人開始懷念，甚至全心擁戴威權體制、開始滿足於政府偶爾施捨的小確幸、開始相信除了投票之外，政治與自己無關。史奈德教授提醒我們，我們不應該因為習慣了民主生活，就開始卸下心中的防禦，開始遺忘歷史的教訓。相反地，我們應該時時警醒，監督政治領袖的言行，警戒政府或民意機關是否任意擴權。
美國開國元勛麥迪遜（James Madison）在《聯邦黨人文集》（The Federalist Papers）第五十一篇中曾說：「若每個人都是天使，政府也不再是必要的了。若由天使們來統治人們，那麼任何對於政府的內部或外部監督其實都是多餘的。」然而正因為沒有人是天使，我們需要透過制度來制衡權力，需要透過公民的參與來監督權力的濫用。
民主社會不需要聖君賢相，不需要永遠不會犯錯的英明偉大領導人，民主社會真正需要的，是對於手中握有權力的人永遠保持懷疑，嫻熟史奈德教授這二十門寶貴課程，並且隨時有勇氣站出來捍衛自己自由的偉大公民。
．摘文
第十課 相信事實
捨棄事實就是捨棄自由。若沒有什麼是真的，那就無人能批判強權，因為再也沒有必要這樣做了。若沒有什麼是真的，那一切就都只是奇觀。屆時，最富之人會買下最炫目的聚光燈照耀自己。
當你不再區分自己想聽的話以及實話的時候，便已臣服於暴政。這種棄事實於不顧的態度可能令人覺得自然而然又愉悅，但代價是你不再是獨立的個體—一切以獨立個體為基礎的政治系統也均將崩毀。極權主義觀察者們，例如維多‧克蘭普勒，曾指出真相會在四種不同的模式下死亡；這四種模式如今的我們皆已親眼目睹。
第一種模式是公開敵視可驗證的真相，視虛構的故事與謊言宛如事實。
美國總統川普經常如此，且次數頻繁、節奏之快。二○一六年大選期間，有人嘗試檢視他的發言，發現他引述的資料有七十八％都是假的。這比率之高，使得正確的言論反而像是在邁向全然虛構世界途中的失誤。貶低真實世界的同時，一個與現實相反的虛構世界於焉創建。
第二種模式是薩滿咒語般的語言。
正如克蘭普勒指出的，法西斯風格仰賴的是「無止盡的重複」，旨在使虛構之事狀似合理、違法之事顯得誘人。藉由有系統地使用「說謊泰德」、「騙子希拉蕊」這些暱稱，川普將某些或許更適合用來描述他自己的特質用來形容他人。透過在推特上不斷重複提及這些綽號，這位美國總統將有血有肉的人轉化為令群眾琅琅上口的刻板印象。他的造勢大會不斷重複「築起長城！」（BuildI that wall）、「把她（希拉蕊）關起來！」（Lock her up）這些口號並未提供任何具體的政策，卻極為誇張地建立起候選人與支持者之間的連結。
第三種模式稱為「魔術性思維」（magical thinking），或者說是樂於自相矛盾。
川普總統競選時的承諾包括替所有人減稅、清償所有國債、同時增加社會福利與國防支出。這些選舉支票本身自相矛盾，聽起來就像是農夫說他要從雞舍拿一顆蛋，水煮這顆蛋給太太吃，又同時做成溫泉蛋給孩子吃，最後還要把同一顆蛋還給母雞，照看牠孵出幼雛。
只有公然棄理智如敝屣之人，才可能相信如此不實且極端的謊言。克蘭普勒說過一則他在一九三三年失去朋友的故事，如今將之放在魔術性思維的一環裡思考，聽來真實得讓人毛骨悚然。當時他教過的一位學生誠心希望他「完全臣服於自己的感覺，且永遠專心想著元首的偉大，不要在意當下的不適感受」。十二年後，當一切暴行過去，在德國戰敗已成定局的戰爭尾聲，一名截肢的士兵告訴克蘭普勒：「希特勒從沒說過一句謊話。我相信希特勒。」
最後一種模式是錯置的信仰。
當總統說「我一個人就能解決」、「我就是你們的聲音」時，這正是一種自我造神的現象。當信仰以這種方式自天堂降至地面，就再也沒有空間能容納渺小而真實的個人判斷與經驗了。讓克蘭普勒感到恐懼的是，這種轉變一旦發生就似乎無法逆轉。一旦真理不再緣於事實而來自天啟，證據就變得無關緊要。戰爭尾聲時，一位工人告訴克蘭普勒：「理解是沒有用的，你要有信仰才有用。而我相信的是元首大人。」
羅馬尼亞的戲劇巨匠尤金‧尤涅斯柯（Eugène Ionesco）在一九三○年代親眼看著朋友接二連三被法西斯的政治語言擄獲。這些經驗在日後成為他一九五九年荒誕劇《犀牛》（Rhinocéros）的創作源頭；劇中，相信政治宣傳的人全都變成了巨大有角的野獸。尤涅斯柯就過去的個人經驗寫道：
大學教授、學生和知識分子正一個接一個地變成納粹、變成鐵衛團（Iron Guards）。一開始的時候，他們當然都不是納粹分子。我們大概有十五個人聚在一起討論，尋找對抗他們宣傳的論述。這很困難……隨著時間過去，其中一位朋友說：「先強調一下，我不認同他們，不過在某些問題上我還是得承認他們說得不錯，例如猶太人……」這就是受感染的徵兆。三週後，這個人就會變成納粹。他已被話術擄獲、接受一切，變成了一隻犀牛。到最後，僅剩三或四個人還在繼續抵抗。
尤涅斯柯的目的是幫助我們看清，無論宣傳口號實際上多麼荒誕，信者皆認為其再正常不過。利用荒謬的犀牛意象，尤涅斯柯試圖震撼觀眾，讓他們注意到眼前真正發生的事是什麼。如今，犀牛在我們腦中的草原狂竄。我們發現自己相當關注所謂的「後真相」（post-truth）；而且經常認為這種鄙視經驗事實、建構另類真實的作風很新潮，或很後現代。然而這些現象早在喬治‧歐威爾七十年前的「雙重思考」（doublethink）概念中就幾乎都提過了。「後真相」的哲學思維，完全重現法西斯對真實的態度—而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的世界中再沒有什麼能讓克蘭普勒或尤涅斯柯感到意外了。
法西斯主義者對日常生活的真實嗤之以鼻，喜歡一些猶如新興宗教般縈繞人心的口號，比起真正的歷史與新聞，他們更喜歡編造神話。他們利用新媒體的力量—在當時是無線電廣播—在民眾有時間弄清楚事實之前先敲響政治宣傳的鼓聲、煽動人們的情緒。現在我們所處的時代就如同前述的時代，許多民眾開始對一個有嚴重瑕疵的領導者的信仰與對於我們所共享的經驗事實之間，產生了嚴重的混淆。
後真相，正是法西斯的前奏曲。